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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必也正名乎！
关卓凡改“官办”为“国有”，不为好玩，无关趣味，实实在在是有“正名”的必要。
这个时代，近现代“国家”的概念，还非常淡薄，更加没有“公务员”的概念。“官办”之“官”，既是“官府”，也是“官员”，二者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非但如此，单拿“官府”二字来说，也是有问题的——到底是哪一级、哪一处的“官府”？
这种暧昧含混，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官办”企业“内部人控制”、公私不分、最终化公为私；同时，也是“官督商办”企业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有，办企业有办企业的套路，这个套路，不因所有权不同而异。“官办”的企业，总是要把“官派”摆了出来，忘记了自己是做生意的，只记得某品某级、庭参揖让，这个企业，还怎么办得好？
“国有企业”四字，开宗明义：
首先，确定了所有权。国家既出了银子，企业即为国家所有，今后一切贪渎情事，即可以“侵占国有资产”入罪。
其次，这是“企业”，不是部院司道府县，主其事者，做起事情来，要走做生意的套路，不能走做官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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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国有企业”四字，对培养这个时代的人们的近现代“国家”观念，也会有一定的助益。
当然，关卓凡绝不会天真到认为。同样一间企业。仅仅换个名字。就能脱胎换骨了。他很清楚，如果不施以更强有力的手段，事情不会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原时空，洋务运动及其后兴办起来的那些“新式企业”，其经营管理，若用近现代企业制度标准去套，几乎无一例外地惨不忍睹。
第一，效率畸低。十两银子只能办一两银子的事情——就这一两银子办出来的事情，也往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遇风吹雨打，不免烟消云散，最终的结果，是一两银子也没有了。
第二，财务混乱，任意开销，“三公消费”尤其畸高。几乎没有任何成本概念。
第三，冗员充斥。冗员的来源。不仅有主管官员的私人，还有许多中央、地方大佬的人情，一封“八行”、一张条子、甚至一个口信，就能塞一个人进来。即便主管官员和请托者并没有什么太深厚的交情，为不得最罪人，原则上也不会拒绝类似的要求，反正发薪水又不是掏我自己的腰包！
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冗员，根本不点卯上班，甚至人都不在本省，完完全全是在“吃空饷”。
第四，损公肥私，明扣暗扣，买空卖空，各种“戴帽子”——这就更加不必说了。
洋务运动伊始，直至清朝灭亡，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企业制度，始终未在中国建立起来。
留意，这种情形，和主官官员本人清廉与否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譬如，左宗棠、张之洞，本人都以清廉著称，但他们经办的企业，上述毛病一个不少——也包括他们本人。别的不说，单说公款消费——他们确实没有把银子揣进自己的腰包，但在“三公消费”上面，花起钱来，却是毫不手软，决不后人。又比如，拿公家的钱，“照顾”老朋友的子女家属，也是异常大方的。
下边儿的人，公家的各种大小便宜占着，左季高、张香涛高高在上，大都会当做没看见；即便贪渎不法，如果此人是自己的嫡系，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了事，一样是要“力保”的。
左宗棠离开闽浙之时，原本是想请沈葆桢接管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但关卓凡反对，原因就在这里：沈葆桢之为人、为官，以及办洋务的套路，和左宗棠、张之洞其实如出一辙——清廉，可上述各种毛病，一个不少。
咦，好像哪里不对啊？按关卓凡的意思，接任福州船政大臣的，不是……张之洞吗？
上文，张香涛和左季高……一块儿被狠狠损了一通，言犹在耳啊！这个，张之洞之于左宗棠、沈葆桢，区别又在哪里呢？
区别有二：
其一，此时的张之洞，年纪还轻，资历还浅，必然是要听关卓凡的摆布的；而左宗棠、沈葆桢两个，勋重望著，办事情早就有了自己的一套章程，又都是典型的顺毛驴，不爽了就撂蹄子，哪里是关卓凡轻易摆布得了的？
其二，张之洞任福州船政大臣，主要是去负“政治责任”的，暂时不及实务。福州船政的实务，掌握在两个英国人手里：海曼奇，原皇家海军学院副院长，出任中国福州海军学堂“总办”； 毕夏普，原“哈兰德和沃尔夫”造船厂副总工程师，出任福州船政局“总办”——相当于总经理。
事实上，此时的张之洞，对关卓凡最大的作用，是拿来招抚“清议”用的，而“清议”里边，关卓凡找不到比张之洞更合适的人选了——矮子里拔高个儿，“清议”里边，张之洞毕竟是脑筋最开通、能力最强的一个。
就是说，其实，张香涛是一个大花瓶。
主官官员即便清廉，所办企业尤一塌糊涂至此，若主管官员的私德不检，操守可议，那么，问题就更大了，就会发生“内部人控制”，公私不分，最终化公为私。
李鸿章就是其中典型了。
李氏“化公为私”的经典之作，是轮船招商局由最初的“官办”变为最后的“官督商办”。
这个案子，李鸿章幕后主使，盛宣怀前台操盘，十足十一部精彩的商战大片，但来龙去脉极其复杂，若详细讲明白了，狮子难免“水”之讥，只好大略言之了：
光绪二年，即1876年，盛宣怀动议，轮船招商局收购美资旗昌公司。旗昌股票面票价格每股一百两银子，但当时其实际价格已跌至每股五十六两。盛宣怀暗地用官款以实际价格收购旗昌股票，报给朝廷的，却是票面价格。于是，每一股四十四两银子的差额，就落入了李鸿章、盛宣怀的腰包。
通过这种手段，李、盛共侵吞了“官本”七十余万两白花花的银子。
这还不算厉害。
真正厉害的是在七年后。
光绪九年，即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上奏，以两国开衅、法国人必攻击轮船招商局之船只，请将轮船招商局暂时过户到某中立国名下，俟战后再转回中国——哎，给人家一点子手续费就可以啦。
朝廷糊里糊涂地批准了这个方案。
万没想到，这个“户头”，一“过”了出去，就再也没有“转”回来——没有转回到朝廷手里。
法战结束后，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轮船招商局虽然变回了“华籍”，但在这个过程中，“官本”被迫全部退出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的股本，变成了百分百的“商本”，成了所谓“官督商办”。
晚清最赚钱的“国有企业”，就这样被纳入了李鸿章、盛宣怀等私人的怀抱。
每读这段历史，关卓凡总能想到二十一世纪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mbo。
嗯，大清特色mbo。
李鸿章过世的时候，家族财产高达四千万两白银之巨。这个数字，绝对不是单靠传统意义上的贪污受贿能够积致的。李鸿章不是和珅，他始终在地方上工作，并没有那么多卖官鬻爵的机会。
盛宣怀过世后，他指定的遗嘱执行监督人——很有意思，是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用了两年时间，才统计出盛家庞大的财产：总额为一千三百四十九万两白银。
盛宣怀的身份，和胡雪岩不同，始终是朝廷官员和“国企负责人”。
我们要问一句：李、盛之流的惊人的财富，到底从何而来？
事实上，李鸿章正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始作俑者，他和他周围及后续衍生出来的庞大利益团体，上下其手，将中国近代化的成果，用各种方式和手段，不间断地自国家搬到自家。当他们认为：搬的差不多了——“国家”那边儿，已经基本空了——便轻轻一推，清朝皇帝，这个他们侵夺的财富的名义上的合法持有人，就从宝坐上跌了下来。
好啦，改朝换代了，我们在“前朝”那里拿来的银子，袋袋平安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