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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房间里终于安静下来，知道不可能取得和解的机场警察似乎没有让楚振邦当即离开的打算了，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出一个最稳妥的办法，以便能够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
“振邦，何必搞成这样？”前来保释的年轻人屁股靠着桌子，站在楚振邦的身边，叹口气说道。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样？继续忍气吞声？继续退一步海阔天空？”楚振邦两只手伸过去，在年轻人面前拨动一下手指头，说道。
年轻人掏出一包烟递过去，想到他手上的手铐还没有去掉，又给他取出一支烟送到嘴里，点燃了。
“谢谢，”楚振邦吸了一口，美滋滋的吐出蓝色烟雾，说道。
“这里不许吸烟。”守在门边的那个年轻警察迟疑了一会，才说道。
“刚才审问我的九位警官里，有三位吸过烟，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他们是在滥用职权？！”楚振邦看了对方一眼，慢条斯理的说道。
年轻的警察显然没有应对这种局面的经验，他嘴唇动了动，迟疑了良久，最后竟然走过来，从对面的抽斗里拿出来一个烟灰缸，放到了楚振邦的面前。
楚振邦没再理会他，转过脸来对身边的年轻人说道：“什么时候来的巴黎？”
“有半个月了吧，”年轻人就是詹国兴，他现在也很郁闷，他感觉自己现在快成了楚振邦的跟班了，而且是最不受待见的根本。
“有事？”楚振邦弹弹烟灰，简单明了的问道。
“最近没关心过国内的新闻吗？”詹国兴不答反问道。
“我自己的事情都关心不过来，哪有时间关心别的。”楚振邦嗤笑一声，说道。
“四月份人大四次会议做出了一些调整，有些人下去了，有些人上来了，”詹国兴说道，“过去几个月，有些过去被忽视的问题重新提出来了，其中有一些就是关于西城的。”
楚振邦抬头看看他，似笑非笑的问道：“关于西城的？难道过去有了定论的事情，现在还有翻盘的可能？”
“别的我不好说，但这次来巴黎之前，已经有人对西城目前的状况非常不满了，这次请你回去，是因为有人要见你”詹国兴说道。
“不是为了安东的事？”楚振邦笑笑，问道。
“不是，是为了西城的事，”詹国兴说道，“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能告诉我是谁吗？”楚振邦试探着问道。
詹国兴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俯身过来，在楚振邦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楚振邦一愣，随即眼睛里闪过一道精光。是啊，算算时间，那位如今也该出来做事情了，这对于西城，对于轻工集团掩饰的国麻一厂重大问题来说，都是一个难得的转机。
“好，我再相信你一次，”沉吟了一会儿，楚振邦点头说道，“不过还要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好了再说。”
“不过是一场误会罢了，何必搞得那么复杂？”詹国兴又将最初的问题重复了一遍，实际上，今天这件事他也有责任，因为楚振邦的护照和机票原本就是他的人给都偷走的。
“我不管是不是误会，”楚振邦撇撇嘴，哼了一声说道，“我只是想给这些家伙一些教训，别人怎么样我管不了，但我得让这些人永远记住我。下次即便是我光着屁股出现在戴高乐机场，他们也不敢像现在这样把我铐在小黑屋子里。”
“那你恐怕需要一个好律师了。”詹国兴知道自己改变不了他的主意，只得苦笑道。
“放心好啦，律师马上就来了。”楚振邦微微一笑，伸手指指詹国兴的移动电话，说道。
果然，他的话才刚说完，放在桌上的移动电话发出一阵儿“滴滴滴”的鸣叫。
詹国兴皱皱眉头，伸手把电话拿过来，刚刚按下接听键，便听到里面一个绵软的女声说道：“尊敬的楚振邦先生，请您务必给我两分钟的时间，因为在这两分钟里，我将与您讨论一个您可能会感兴趣的话题。”
詹国兴把电话从耳边拿开，皱眉看了看听筒，这才将它递给楚振邦。
打电话过来的女人是属于一个名叫伽雷纳斯律师事务所的，而打这个电话的目的，则是希望能够为楚振邦提供紧急的法律服务。女人说是只需要两分钟的时间，实际上却滔滔不绝的说了将近十分钟，在她的嘴里，这家律师事务所俨然成了一家专门与政*府部门对抗的律师事务所，而且包打包赢、收费合理。
类似这样的自夸当然不可信，但楚振邦还是把委托交给了他们，不为别的，就因为这家律师事务所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这个电话，这是个本事，是一种能量的体现。所以，尽管对方提出的律师费远不像那女人所说的“收费合理”，而是赢120万法郎、输60万法郎的高价，楚振邦还是毫不犹豫的接受了。
高收费意味着高档次的服务，楚振邦这边放下电话，还不到五分钟，三名来自伽雷纳斯的律师便走进了机场警察局。三个人分工明确，一个要求依法调看警方的审讯纪录，一个要求组织医生验伤并与警方交涉，最后一个则在房间里了解楚振邦的要求，并将他的所要求做记录，以此来准备起诉、索赔的材料。
看得出来，三个律师都很不好对付，至少在他们来了之后，警局的警察就没有了直接与楚振邦对话的机会，那个陪着楚振邦呆在房间里的律师总有一大堆的理由将警局的人赶出去。
其实楚振邦这时候还不知道，出面打这场官司的律师并不止这三个，外面还有一个律师在组织记者会呢，相比起一个仅仅懂得法律条文的人来，这些律师更清楚该怎么跟警方打交道，也很清楚怎么获取更大的胜算。
原本按照楚振邦的打算，他是只想着控告机场警局并向他们索赔的，但这些律师给了他一个更好的选择：控告两个目标，一个是机场警局，一个是巴黎警察总署。在索赔的问题上，则可以忽略机场警局，而将主要目标放在后者身上。
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如果单纯控告机场警局，而甩开巴黎警察总署，那么脱身事外的巴黎警察总署将会表现出强硬的态度，这对赢得官司不利。第二，将索赔的目标锁定在巴黎警察总署身上，还可以增大操作的空间，按照律师们的提议，楚振邦可以象征性的向机场警局索赔“两法郎”，并冠以一个足够吸引眼球的说法，这将为他们赢得更多的舆论支持。
于是按照这些律师的建议，一份起诉书出台了，这份起诉书将把巴黎警察总署和机场警察局都告上法庭，在索赔的条目上，起诉方向巴黎警察总署索取精神损失费、名誉损失费等若干项目共计370万法郎。而对机场警察局的索赔则仅为两法郎，之所以要这个数，是因为起诉方认为那些滥用职权、非法监禁、无视人身权利、有种族歧视倾向甚至还威胁受害人的法西斯警察既无人格也无尊严，他们的人格和尊严各值一法郎。最后，按照楚振邦的要求，律师团还将作出一项声明，这场官司如果能够获胜，起诉方获得的赔偿将全部捐献给慈善机构。
律师要求封装一切询问材料，这个有，但都是重复的废话；要求提供审问录音，这个没有，而且在楚振邦的要求下仍旧没有；审问录像没有，这个同样不符合法定程序；楚振邦的报案记录有种种对警方不利的证据都被经验丰富的律师一一提出来，就在监察人员的监视下做了封存，将来上庭的时候，这些都是对辩方不利的证据。
最后一项是验伤记录，手铐拆下去，两个手腕上血迹印染，左手腕口的部位甚至被肋出了一个破肉的伤口，足有半寸长，律师拍照的时候，就连监察员都皱起了眉头——难怪到现在警察总署都没有安排人过来，这件事的确很棘手。如果只是程序上的纠纷，即便是上了庭也可以大事化小，最后的赔偿都不一定会有，很可能就是要求机场警局做所谓的深入调查，然后公开道歉就完事了。但现在造成了明显的身体伤害，这就很麻烦了，尤其对方还是一个公众性的人物，其后续影响是很恶劣的。
各种各样的调查取证耗去了大量时间，等到楚振邦从警局里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彻底灰暗了，可聚在广场上的记者却是更多了，看到他出现，一窝蜂的涌上来。
“楚先生，请问您准备对这次事件提起上诉吗？”
“楚先生，能请您谈一谈此刻的想法吗？”
“楚先生”
各种各样的问题铺天盖地的砸过来，而按照之前律师的提醒，楚振邦只是板着面孔一语不发，直到上车的时候，才举起双手，向所有凑在近前的记者展示了一下手腕上还没有包扎的伤口——这个时候，说什么都可能引来负面的评论，而单纯的展示伤处，却能留给记者们充分发挥想象力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