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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要文斗不要武斗
“宋教仁遇刺案”全国各大报纸都在报道，外国报刊也都在跟进。而就在所有人为上海发生的枪战震惊之时。宋教仁却活生生地出现在了南京。
活的宋教仁？真是太震惊了。
宋教仁在黄兴等人的陪同下在南京接见南方革命军的将领们。
袁世凯有一些坐不住了，很显然刺杀失败了，没有想到革命党人会跟他玩了一招暗渡陈仓。
宋教仁接见驻宁的军队没有什么深意，但是在袁世凯眼里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袁世凯的御用报刊开始大肆的攻击宋教仁，漫骂国民党人自编自导刺杀案。
外电收到宋教仁突然出现在南京消息后，还以为愚人节到了。
国民党党人因为北方政府污蔑及其愤怒，中下层军官主张“革命”把没品的袁世凯拉赶下台，但是上层将领却都在观望。
第三党派在袁世凯的鼓动下开始抨击国民党为了大选胜利是不择手段，卑鄙无耻之极，竟然使用刺杀这样的苦肉计。
国民党人在群情激怒之下一时苦说不出。不过，在上海案情又有了很突破。
英租界租收到线报，在一艘开往香港的货船上抓获了武士英、应桂馨。抓捕过程中英租界甚至出动了军队，为此有六名英勇的安南士兵阵亡。
总巡捕朴罗丝在货轮中还找到了大量未销毁的证据材料，这让他兴奋异常。
未销毁的证据材料被英国领使馆拍摄保存了起来，这些未销毁的证据材料让英方震惊的之余，也倍感愤怒。
按照租界与袁世凯私下达成的秘密协议，袁世凯可以派人进入租界抓捕革命党，袁世凯默认租界的扩界行为。可是这次他闹的也太大了，已经触到了他们英国人的底线了。
租界的外国报纸最先将证据中的来往函电公诸于世。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各件：
1月14日，赵秉钧致应桂馨函中有：“密码送请验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等语，外附密码1本，上注“国务院‘应’密”。
1月25日应致赵秉钧电：“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指洪述祖）回面详。”
2月1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
2月2日，应致赵秉钧电：“孙、黄、黎、宋运动激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用照辑印10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同日，洪致应桂馨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经电老赵，索一数目。”
2月4日，洪致应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
2月8日，洪致应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
2月12日，洪致应电：“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兄（洪自称）一手经理。”
3月10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六六二折，买350万，请转呈，当日复。”
3月13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函：“《民立》记遁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近来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同日，洪述祖致应桂馨电：“‘川’密‘蒸’电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债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3月14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3月18日，洪复应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事速照行。”
3月21日凌晨2时，武士英刺杀宋教仁后不到4小时，应致洪述祖电：“24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电：“号电谅急，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3月23日，洪述祖致应函：“两电悉，不再另复。鄙人于4月7日到沪。”
这些函电被外国报刊公布后，全国各大中文报纸转载，陈其美、居正等国党民等要员，要求英国领使馆将这些证据交给他们。而北京袁世凯电令江苏都督程全德索回这些证据以备查清案件，还事件本来之面目。
英国领使馆对此次“证据门事件”大为光火。英国方面并没有打算把证据公布，而是准备与袁世凯换点东西的，现在事情全给那些记者搅黄了。
应桂馨、武士英二犯落网后，以及大量证据材料的出现，让袁世凯惶恐万状。他密电程德全说：“连接南方私人来电，宋案牵涉洪述祖，是否确实，究何情节，宜速查复，以为凭核。”
接着，他致电催促程德全报告证据，以谋对付办法。他的机要秘书张一麟也多次密电程德全，要他把牵涉中央的证据向英厅索取，派人送京，并特别叮咛说：“可不作正式报告。”
鉴于外界的强大舆论以及中国的政府的要求，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先后将应桂馨、武士英二犯解交上海地方当局。又将凶器五响手枪1支，密电码3本，封存的函电证据5包，皮箱1个移交上海地方当局。这些罪证都由程德全、应德闳同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检查验收。经过整理后，将有关紧要各证据共同盖印，并拍照片。
目前，“宋案”的证据中，不管是人证，还是物证，都全部指向内阁总理赵秉钧，而赵秉钧又是袁世凯的心腹。国民党内部对该案的处理分处两派，一派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另一派主张通过武力解决。
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得知宋教仁遇刺后立即够船票赶回国内，后来接国内来电称宋教仁无事，便暂缓行程将日本考察的诸事料理完毕后才回到国内。回国后针对此事的处理，孙中山主张以法律手段加以解决。
宋教仁权衡再三次，决定通过法律手段解决。
上海地方当局传票赵秉钧到案接受质询，可是赵秉钧却迟迟不到。宋教仁亲自致电袁世凯，要求让赵秉钧到上海。袁世凯也行动了起来，公开发出手令敦促赵秉钧南下。赵秉钧以年老体弱、身体有病辞去内阁总理，同时回到了天津休养。
因为赵秉钧不到案，迫使“宋案”的审理工作无限期搁置。国民党党人为此极为不满，对袁世凯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舆论抨击。一些国民党人更是倡议国会自行召集，先开预备会议于上海，再举行成立会于南京，以此保证立法机关的安全，预防北京的干涉，使议员可以自由议定宪法，选举总统。
袁氏闻听此说，便张惶失措，日夕焦虑，求消弭之策。
遇刺后的宋教仁首次公开出现在演讲台前，演讲进行时，宋教仁拒绝了王亚樵了贴身保护，在其看来袁世凯还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他。但是王亚樵认为此时参加这种大型的群体活动实在是太危险了，但是他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国民党中的一些人对于宋教仁可能再次遇刺，抱着一种极度扭曲心理。
遇刺后的首次公开演讲吸引了数万听众以及大量中外记者，宋教仁的演讲不时的传来雷动般的掌声。主席台下听众们不住的高呼着，“国民党万岁……”
“三民主义万岁……”
台下千呼万唤，台上宋教仁微笑着挥动着手臂。突然间，有人听到一声枪响，接着主席台上的宋教仁应声而倒。四周的卫兵诸如王亚樵等，以及黄兴等国民党要员跑上前护住宋教仁，挡在宋教仁身前的黄兴更是左肩中弹倒在了台上。
会场内一片混乱，而年轻军人们愤怒地向四周张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