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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其实我心里大约已经知道，汪省长的秘书找我肯定也是高考录取的事情。<最快更新请到 >最近一段时间我是最受欢迎的人了，领导、官员、朋友，都一一地找到我这里来了。
如果是平日里的话，这些人早就没有了踪影。
这个社会其实本来就是这样现实，大家都以需要作为相互交往的基础。
不过我没有接到汪省长秘书电话的事情还是让我感到很紧张，要知道，他可是我们省政府一把手身边的人啊。况且如今正是我们特殊的工作期间，这件事情搞不好的话会让他对我产生一种不好的印象的。 医道官途：妇产科16
其实要得罪领导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他高高在上，但是要得罪领导身边的人却很容易，因为他们往往心细入微。
梁主任回答我说：“不知道，他就是告诉我说找到您后请您马上给他回个电话。”
我在心里责怪他：随便怎么的你都应该问清楚啊？不过此时我不好多说什么，于是对他说道：“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
随即我拿出自己的手机来，这时候我竟然惊讶地发现我的手机上面竟然没有信号。我顿时明白了，不住苦笑，“我这手机太旧了，看来得马上换一个新的才可以。”
阮婕说：“明天我让办公室去给你买一部吧。”
我急忙地道：“不用。我自己去买吧。”
阮婕却笑道：“冯主任，你这样廉洁，搞得我们都不好让办公室给我们买手机了。这手机可是用于工作的时候占多数，干嘛要自己买啊？你说是不是梁主任？”
梁主任也笑，“倒也是。我听说省教委那边领导的手机都是办公室给买的。”
我愕然地看着阮婕，“真的吗？”
阮婕含笑点头。
我想了想，还是觉得这样不好，“算了，你们想要买就买吧，到时候发票拿来我签字。不过只能限于我们几个领导。五千块以内，可以了吧？”
阮婕笑着说：“差不多吧。”
说话间，梁主任已经用他的手机替我拨了汪省长秘书的电话，他即刻把手机递给了我，我接过来后即刻说道：“你好，我是冯笑。”
可是这时候我才发现对方根本就没有接听，顿时就有些尴尬起来，然后继续等待。
终于听到了对方的声音，“梁主任，你好。”
我急忙地道：“罗秘，你好，我是冯笑。我的手机坏了，刚才发现。”
这时候我去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机，不禁苦笑：它上面的信号竟然又是好的了。这玩意真会调戏人啊。
他顿时就笑，“我说呢，怎么会打不通？冯主任，你这位大主任，怎么连一个新电话都买不起？你也太廉洁了吧？”
我也笑，“一直没发现。抱歉。明天就去买。罗秘，有何指示？请讲。” 医道官途：妇产科16
和领导的秘书通电话就得这样，半开玩笑中还必须带着尊敬。不然的话他要么会觉得你在装，要么就认为是看不起他。
他笑道：“我哪里敢指示你这位大主任？是这样，我手上有张条子，这个考生刚刚上我们江南省的重点线，但是他希望能够就读北大。冯主任，我知道你是很有办法的人，这件事情就拜托给你了。我想听你一个确切的回复。”
这怎么可以？我在心里想道。
要知道，即使是用增加的计划解决也不行的啊，那也是需要起码的分数线的。我们江南省的重点线才五百分左右，而北大的正规录取线起码得六百二十分以上，即使是用增加的计划解决，也至少得六百分左右吧？
可是，我不好直接对他讲，因为他的口气很大。而且很明显，他知道这件事情的难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非得要直接和我通话。
我说：“罗秘，这样吧，你把这个考生的信息用短信发到这手机上来，我尽量想办法。北大不行的话我看其它重点高校能不能解决。”
他笑道：“必须是北大。冯主任，有些话我不能多讲，你应该明白这个考生是谁的关系。就这样吧，我马上把这个考生的信息发到梁主任的手机上来。冯主任，你那手机可得马上换哦，要是领导知道了你的手机打不通的话就影响不好了。我们是朋友，所以才善意地提醒你一下。”
随即他就挂断了电话。
我顿时就呆在了那里。他话中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了：这是汪省长的事情，我必须办好。没有任何的理由和原因，人家只需要结果：上北大。
不多一会儿，梁主任的手机上就收到了罗秘书的短信，我看了一下，这个考生的分数果然只高于我们江南省重点线六分。
“这个考生要上北大。领导的人。怎么办？”我将手机递给梁主任，同时在问他道。
梁主任苦笑道：“这怎么可能？冯主任，我觉得吧，领导不会这么不讲道理。肯定是个别人打着领导的招牌在干这件事情。你说呢？”
阮婕说：“我觉得也是。这些当秘书的人一个个都牛逼冲天的。这个罗秘书我也认识，仗着给汪省长当秘书，平日里眼睛都是朝天上看的。”
我急忙地道：“别指名道姓。阮主任，你这样很不好。今后一定注意。这件事情很麻烦，我们不可能当面去问领导，而且即使是这位秘书个人的事情我们也只能想办法办好，没办法的事情。我们得罪不起啊。”
梁主任道：“怎么办？”
我看了看时间，“重点批次出档在什么时候？”
梁主任回答说：“大概是在后天下午。”
我点头，“这样吧，今天早些休息，明天我去找一下北京招办的人。梁主任，他们住哪个房间？算了，明天你和我一起去吧，很多政策你熟悉。今天晚上请你研究一下，看有什么特别的办法没有。”
随后我们就离开了咖啡厅。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我发现自己怎么也睡不着。估计是那杯咖啡给闹的，更可能是那位罗秘书给我造成的。
其实我也在想梁主任和阮婕的话，心里也总觉得这或许就是那罗秘书个人的事情，想到这件事情的难度，我心里真的想不去管此事了。
但是我不敢完全确认。我知道一点：领导选秘书是特别慎重的，特别是秘书的人品，那是领导最看重的。所以，或许他固然有假冒领导之名的可能，但是却也不能完全排除这就是汪省长交办的事情。如果他真的是假冒汪省长之名在给我下达指示，那至少也说明这个考生的事情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
阮婕说的这个人很傲气，可是他毕竟有傲气的资本，何况他入股不傲气的话是个人都去找他办事，那还了得？ 医道官途：妇产科16
随即又想起他在电话里面对我说的那番话，即刻就给了我一种他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不过他其中也说了一句话：我们是朋友。
不禁苦笑：我们也就碰过几次面，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什么事情成了朋友了？或者他是在向我传达一种他个人的想法？
不管怎么说，这位罗秘书应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他说的话有一种气势，而且很让人回味。
在床上辗转反侧很久不能入睡，不过最终我还是说服了自己：不管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这件事情都得去办。<最快更新请到 >
可是，怎么去办呢？怎么办得成呢？至少在我目前的概念里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等明天去找了北京招办的人后再说吧。
一直迷迷糊糊在床上辗转反侧，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不过醒来的时候还是在平常的时间里面。一个人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
早餐后在自己这地方的办公室里面看了一会儿报纸，随后在电脑上简单浏览了一下这批次的录取情况，发现整个进度还算是不错的，不过这提前批次的录取对于我们来讲相对简单一些，因为这类院校的自主权很大，很多考生家长都是私底下直接和他们联系就把事情搞定了。对于我们来讲，需要做的只是掌控其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就可以了。
其实这也很简单，其中出档的时候电脑就已经一刀切了，剩下的都是各地招办和院校的自主权。
当然，在此期间也有个别省份的招办来找我们通融一些事情的，不过我的原则就是，只要能够办就尽量给人以方便，只要不违背国家招办的相关规定就行，即使是打擦边球也可以。
现在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点：大家其实都是一种相互的关系，与人方便自己也就方便了。这录取招生工作说到底其实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人情世故的一个缩影。
后来梁主任来了，他对我说：“我给北京市招办的人打了电话了，他们在房间里面等您。”
我即刻站了起来，“那我们去吧。”
其实我们给各地招办提供的办公室其实也就是酒店的房间。他们在办公的同时也可以休息。
北京是直辖市，所以我们给他们提供的是一个套房另外加了几个普通标间。我和北京市招办的人在套房里面见了面。他们都认识我，因为在大家报到的那天我们宴请了所有的工作人员，当时何省长也参加并讲了话。那是正规的宴请，而现在都是采用的自助餐方式。
我进去后我他们握手。这些人其实也就是北京市招办的一般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个处长在负责。毕竟他们和我们一样要将工作人员派往全国各个省份，所以工作人员的规格不会很高。
随后，我对那位处长说：“有件事情我想单独咨询一下你。可以吗？”
这位处长当然是明白人，他知道我这样说肯定就是私事了。所以他即刻对他下面的几个工作人员说道：“你们回去忙自己的吧。我和冯主任说点事情。”
我站起来向那几个人表达的歉意。这里随即就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我咳嗽了两声，随即对他说道：“是这样一件事情，我有个亲戚家的孩子。。。。。。”
随后，我把这位考生的情况和想法简单地对他讲了，最后我问他道：“你看这件事情有可能吗？”
他不住在皱眉，“冯主任，你也是招办的领导，这样的事情你应该很清楚，可能性不大。”
我点头，“我是知道啊。不过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大一样，你说的可能性不大，那说明还是有可能的，只不过可能性有些小。我这样理解没错吧？”
他顿时就笑了，“冯主任，你真会说话。呵呵！实话说吧，作为招办来讲，这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我们不可能把这份档案投到北大去，你也知道，这份档案根本就无法从档案库里面出得来。国家招办纪检部门的人在网上盯着，中纪委也派了巡查组在全国各地的录取场巡视，档案库的电脑主机外边有武警在守卫，你们这里不也一样？所以，这件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去看了梁主任一眼，梁主任苦笑着摇头。
我只好站了起来，“谢谢你了。麻烦你再想想吧，看看还有没有其它的可能。”
他笑着对我说：“好的。”
随即，他送我们俩出门，我再次向他告辞。不过我的心里很郁闷：这件事情办不成的话今后可能会遇上一些麻烦。不过也没办法了，只能如此。
可是，我们刚刚走出去几步后那位处长却叫住了我，我心里顿时大喜：因为这似乎就意味着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了。
我急忙转身朝他走去。
他笑着对我说：“冯主任，刚才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性的办法。不过难度还是很大。”
我急忙地道：“有可能就行，难度再大我也想办法去解决。”
我始终相信一点：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再难的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思考问题应该从这样一些层面去考虑：别人想不到的我得想到；别人想到了但是做不到的我也应该去做到；别人不敢去想的我敢去想。
其实这说到底就是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那位处长随即对我说：“冯主任，这件事情或许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那就是以北大领导亲属的名义找我们单独要一个名额，或者是北大知名的教授也可以。因为在政策上可以在这样的事情上私下作一些倾斜。这样的话我们也就好说话了。”
我急忙地问道：“这样的事情你们有过先例吗？”
他笑着回答我道：“有过，前几年我们解决过一个人，是人大一位知名教授的子女，不过只能安排在他的本校。按照极为特殊的政策处理的，也算是特招吧。对了，这件事情最大的难度并不在于去找到某个关系，毕竟现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容易建立。这件事情最麻烦的是这项政策只能是针对特殊人员的直系亲属，主要是考虑其子女。”
我怔了一下后还是大喜，不住向他道谢。
不过我确实感觉到了这件事情的难度了，但是我又想道：任何事情只要有先例就好办多了。
离开后我对梁主任说道：“梁主任，请多多照顾好他们几位，给这位处长搞一样像样点的阴沉木工艺品。”
他看着我，“还不如给点钱算了。”
我苦笑，“那样的话就太俗气了。就这样吧，你派人尽快去办，然后私下送给他。今后我们还要和他们长期接触呢，北京那么多知名的大学，和他们搞好关系很重要。这样，其他的人也送一样吧，档次稍微低点的。”
他连声答应。
这当一把手就是不一样，至少在这样的事情上可以挥洒自如。权力的表现形式有时候其实很简单，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然后我就想：这件事情应该找谁呢？毕竟这位考生是我们江南人，怎么可以让人相信这位考生就是北大某位领导或者专家的子女呢？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人：以前省教委的主任，如今的教育工委书记。
我即刻给他打电话。电话拨通后我极其恭敬地问他道：“冷书记，您现在有空吗？我有件事情想给您汇报一下。”
他说：“电话上讲方便吗？”
我回答道：“我想当面向您汇报。是省里面主要领导的事情。”
他说：“哦，那你马上过来吧。我在办公室里面等你。”
我即刻打电话让小隋在酒店的停车场里面等我。
冷书记坐的还是他以前的那个办公室。很多人其实还是很迷信的，冷书记虽然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也不能例外。
“哪位领导的事情？什么事情？”我在他办公室刚刚坐下后他就问我道。此时我面前的他官气十足，神情淡淡的让人感到有一种不可捉摸的感觉。似乎他曾经和阮婕的那件事情从未发生过，他在我面前依然保持着一种威严的姿态。
我当然知道这仅仅是他的外在表现。其实我和他的心里永远都会记得那件事情，只不过不管是他还是我，都不能表露出分毫罢了。有些事情就只能是这样，只能将其存在于心里。但是他心里对我的事情是否愿意出面，能够出多大的面，这可就难说了。毕竟每个人不一样，这世上忘恩负义的人也不少。
所以，我决定还是以领导事情的名义去对他讲。从刚才我和他通电话的情况来看，我的这种方式看来似乎更有效。
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就是这样，最怕的人以及最想去讨好的人就是自己的领导。这或许与我们的教育有关系。
我们大多数的孩子不怕自己的父母，但是他们对自己老师的话却奉若圣旨。还有就是，我们的孩子从小在学校里面接受的就是一种奴化教育。
说中国人有奴性，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都说要解放人让人民翻身做主人，于是我们有了新中国，于是中国人自以为我们没做奴隶了，我们是主人了，于是就没有奴性了。可是事实永远都比想的要残酷，奴性不是你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奴性思想和皇权思想是相生相伴的，没有奴才何来主人？皇权思想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可否认的是，奴性思想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传统文化是一种民族思维，文化渗透到人的潜意识认知中，这样的认知影响了我们对事物的判断。所以，奴性已经作为传统文化的包含目录，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属性。
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奴隶，人生来并不为人，更多的是自然属性。自然中只有食物链，没有统治与被统治。可以这么说，人生而平等自由。奴性是传统文化的子目录，要让一个人有奴性，只能是有人教他，在他还没有辨别能力的时候就教他接受，这样一个人才能让奴性作为潜意识的标准植入大脑。
所以，现在毫无疑问的是，中国教育就充当这么一个功能，把奴性植入国民头脑，就此也可以毫不保留的给中国的教育定性为奴性教育。
首先，听话是奴化的开始。听话，是我们每个人都听过的，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听着这两个字长大的。在中国有一个“潜规则”——听话的孩子就是好孩子。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是父母带着孩子走进这个纷繁的世界。一个孩子肯定有不听话的时候，作为父母就会生气就会惩罚孩子，于是在孩子懵懂的时候他就知道一点，听话爸爸妈妈就会奖励，不听话爸爸妈妈就会惩罚。孩子都希望被宠爱，于是，我们从小就进入了这么一个循环，越听话越受宠，至少是阳奉阴违的听话，取悦上级是我们从幼时就开始做的事。
因此，中国的教育失败，不是失败在高考，而是从幼儿教育就开始失败。
西方的教育却不一样。不管孩子多大都会给他们强调求生意识，不论是什么情况或是谁的话，即使他说得再正确，与你的生命安全有违背的情况，生命安全永远第一。这样的教育是在父母和老师，即全社会都是统一的。
而中国呢？从来不给孩子强调求生，孩子也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自保。他们的意识中只有一个意识，那就是听话。老师的话父母的话，不听话就不是好孩子。好孩子才可以有小红花。于是就有了一个血淋淋的案例：
某地震灾区，一个学前班的五岁小女孩，中午因为不听话被罚站在后门。后来发生了地震，老师在慌乱之中忘记了她，或许是老师觉得她离门口最近就没有管她。结果全班六十个孩子，五十九个都活了下来却只有她死了。因为她被罚站，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跑。
是她傻还是中国教育的错误？或许每个人看到这样的事都不得不思考一下该如何看待中国人的听话。
西方的幼儿教育是带领孩子去认知世界，求得真相。他们让孩子在草坪中感受绿色，在阳光下感受温暖，在自然中体会生命。他们是把孩子身临其境之后，再教给孩子东西，孩子总是以喜欢“斗嘴”似的问稀奇古怪的问题，西方父母就会很开心，说明孩子懂得了思考。若孩子不问问题，他们还会有意识的去引导他们思考。而中国则是先在室内的一堆图书中教给孩子东西，当孩子身历其境时能说出所有东西的名称，这样中国父母就会很开心，觉得孩子的学习能力真强。
可是这真的就是学习能力吗？一个连基本的思考能力都不会的孩子，能说他有学习能力吗？
中国的父母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有意识的去引导思考，而只是教孩子去认知，如果孩子提问他们反而会错愕，因为孩子提问永远在他们意料之外。他们习惯了不思考，于是也习惯了孩子不思考。他们没有去引导孩子探索，永远都是引导孩子去接受。
中国的幼儿园教画画，是老师先在黑板上画或是摆一个物品在讲台上，让孩子们照着画，谁画得像谁就是最好的。而欧美的幼稚园则是老师给一个命题，让他们根据命题画出心中的东西，然后给同学和老师讲他画的是什么，即使大人看着再莫名其妙的画，但是孩子仍然能从他的思维中清晰地描述，听了讲解你就能一眼看明白画的内容。
这样完全不同的两种教育方式，是因为老师的思维不同。中国老师认为，我当然要先教他们画画的技能了，等把东西画得像了，他才能把心中的东西画出来啊。而西方老师则认为，一个人的天性就隐藏在他最初不经雕琢的时候，像与不像都是最接近他心中的东西，一个孩子的想象力是无穷的，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才能激发他的创新和想象，先学会表达才能再去学会准确的表达。
中国老师的先让他把东西画像的想法，让孩子在一开始就学会了去模仿，而不是学会去创造。孩子的表达欲望因为模仿而被压制，等他掌握了绘画技能，却失去了表达技能，于是他只能一遍遍的复制他所见过的东西，却不能表达他心中的东西。
所以，我们是从幼儿时期就被奴化了——先是让我们听话，再是让我们模仿。没有了思考的能力没有了表达的欲望，进而就没有了创新的能力。因为奴隶是不需要去创新的。
其次，如今我们进行的应试教育其实是对这种奴性的强化。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答案只有唯一，我们的考试只为了一个结果，我们的作文只是附和。我们只是学，而不是思考。书上什么都有，书上的就是真理，我们又何必探寻？考试只是我一个人的事，你的分数又不能给我，我们又何必合作？于是我们在变成奴隶的同时，还学会了自私冷漠。
老师就是真理的象征，老师说的一切都是对了。一方面是因为老师的权威，让本来就没有判断能力的孩子屈服在权威之下；一方面是因为从有意识开始，孩子就接受着奴化教育，听话的思维已经根深蒂固。
孩子听话的原因是给他说话的人比他强，如果是和他同龄的孩子，他才不会听话。因为他信任你，他觉得你可以庇护他，你能力强大你可以奖励他惩罚他，于是你说的话一定是对的，所以他才会听话。因为你是他的救世主。然而他们却不明白救世主是人，人不是万能的。
地震中有许多孩子，其实根本不会死，就是因为他们的“救世主”让他们失去的求生的机会。某地震灾区一个三年级的班在三楼上课，地震来了老师丢下一句：“你们等下，我出去看看。”
结果他这一出去看看就没有回来，因为他跑去二楼把自己的女儿抱出来就走了，而班上的学生就真的一动不动地等他们的老师。五十个学生有四十七个死了，另外三个是因为在办公楼罚站死里逃生。教学楼塌了而办公楼没塌。
初中的孩子是叛逆期，这时候几乎是老师和家长最头痛的，仿佛孩子的叛逆是洪水猛兽一样。其实哪有那么恐怖呢？只是因为“救世主”的权威被挑战了。
孩子在叛逆期的时候，恰恰是他成熟认知世界的开端，他突然发现原来老师不是真理，家长不是救世主。他学会了辨别，但是这种辨别能力因为阅历和年龄的局限而显得冲动和幼稚。他们蓦地发现了社会在阳光下其实也是有影子的，曾经的救世主还是人，并且不是圣人更不是神，他们的认知开始了开化，却陷入了迷茫。如大禹治水一样，作为家长去疏导应该就平安的过了，而许多家长在权威受到挑战时选择以暴制暴，结果就是叛逆期的孩子在刚认知了社会的阴暗面时，就毫不犹豫的投靠了阴暗面。因为他们认为光明都是虚假的，与其伪善不如真恶。
叛逆期的恶果其实是奴化教育的产品。因为奴隶是被统治的，要让奴隶听话只有让他臣服于统治者才行。所以，奴化教育让家长一开始在孩子面前的形象就太过神化，让他觉得你就是真理，他没有辨别正误能力的时候你就让他只学会听话，阻断了他的思考能力的发展，遏制了他欲望表达的诉求。当他意识到所谓的救世主都是假的时候，其反弹效果会更大。若再以暴制暴，就像拍皮球一样，一开始拍下去力道就太大，他弹起来之后你再用力一拍，皮球就彻底脱了轨道。
对于孩子，我永远都是一个认知，没有坏孩子，只有被教坏的孩子。这个教坏不是教他的人坏，而是指教育方法的坏。
高中的孩子已经不热衷于反对权威了，因为已经学会了冷漠。反正无论怎么做，都是愚民政策的棋子，试卷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考试出来只有一个成绩，作文只有一个旋律，又何必去追寻那么多？创新能力从一开始就被这个社会的奴性文化给扼杀，既然生在奴国又何必去争当主子？
然而大学的时候发现，不对啊，这个社会竟然讲究创新了，我们所受的教育从来没有这门课程啊。我们是奴性教育，怎么社会又让奴隶创新了。其实仔细一想就明白了，这不是社会变成主子了，而是社会彻底的沦为奴隶了，要与国际接轨成为欧美的奴隶，国际上说什么你就是什么。
而这样的社会整奴化又激发了一个问题，学校和市场的矛盾。中国的教育至少在现在仍然是从幼儿园到本科的全程奴化系统，这样奴化系统的原因一个是传统文化的必然驱使，因为所有人的思维都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原因则是政治需求，于是韩寒只能在校外，要是让这种人留在校内污染了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根红苗子，不等于自毁江山吗？
可是学校和市场的矛盾越来越深，欧美人已经影响了你这个社会的市场结构，现在正在影响你的经济思维，可是你本土学校输出的人才却总是奴隶，没有思考没有见地没有创新，只有听话还有一堆我们欧美不懂的算计。学校教的和考核的与市场需求的完全是两个体系，你让在夹缝中生存的人怎么办？
现在情形让我想起了鸦片战争，当清政府都臣服于世界一体化潮流时，国人惊醒大呼：我们该怎么办？时过百年情形竟然如此相似，中国文化始终与世界轨道时合时离，被落后的奴性拖了后腿，我们是否应该大呼：别再奴化我们！
其实说到底就是，皇权和奴性相生相伴，只有当皇权没有了才会指望奴性没有。
作为我本人来讲，也有着极深的奴性，它就存在于我的骨髓里面让我挥之不去，虽然明明知道自己的这种奴性很让人恶心，但是却只能让它继续存在下去。
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面，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奴性的话或许就不能生存下去。我们很多人活着的目的，或者说是我们很多人一生奋斗的最终目标就是：掌握权力，然后去奴役更多的人。
其实我也曾想过一件事情：把孩子从施燕妮那里要回来究竟是好呢还是不好？不过我相信自己今后在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上应该会有所改变。
因为我本身就已经厌恶了当前这种奴化式的教育方式，而且我也相信这个社会一样会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这样的改变。
此刻，我也不得不在这个人的面前保持着自己的奴性，只不过我的内心里面已经多了一丝的反抗。然而非常可笑的是，我的反抗却并不是产生于自己的觉醒，而是因为我掌握了他的隐秘。
他必须去帮我办这件事情，这是我要求他对我唯一的回报。此刻，我的心里这样想道。
真的，我发现自己现在似乎到了一种不择手段的程度了。
随即我把事情简单地给他做了汇报，依然是毕恭毕敬的态度。随后我说道：“北大的那位副校长和您的关系不错，这件事情看来只有麻烦您了。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我这边会想办法去解决的。冷书记，我也是没办法，罗秘书传达的领导意图非常明确，我没有任何的退路。您也知道，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程度，我是绝不会来找您的。”
我相信自己已经把自己的态度说得比较明白了，现在他也会不得不认真去考虑。
他摇头道：“这件事情。。。。。。难度大啊。”
我说道：“肯定是难度很大了，不然我怎么可能来找您？你可是我的领导呢，这可是汪省长的事情，也算是我们教育系统的一件大事吧？”
这句话说出来后连我自己都觉得太牵强，而且也让我的心里咯吱得慌。
不过还是那句话：我这是没有办法。与此同时，我也向他传达了一个信息：既然我来找到你了，那就是没有打算给自己有任何的退路了。
作者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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