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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斗争中，有时候即便摧毁对手，也未必能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化解危机，所以不管在人事上做出何种调整，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策，最终还要靠国策、政策上的一系列有助于化解危机的调整才能达到目的。
贵族们对分封的追求是强烈的，持久的，这个大潮来势凶猛，无论是加固堤坝还是掘口泄洪，都未必能够像预想般的达到满意的效果。
宝鼎在这件事上态度明确，必须是有条件的分封，必须走郡国制的道路，所以，在目前条件下，绝对不允许加建封国。现在在京的皇子不仅年纪小，而且普遍没有功勋，再到战场上建功勋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南北战争是何等艰苦的战争？在那等艰苦的条件下，皇子们即便去“摘桃子”，那也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功勋的皇子不能封君，不能领封国，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一旦打开，二十等军功爵制度也就名存实亡，这将严重损害寒门贵族的利益，对帝国的发展极其不利。
“封国绝对不能再建。”
宝鼎把自己的理由详细阐述，把未来局势的发展做了一番详尽的推衍。封国越少，对中央的威胁就越小，将来撤藩也就越容易。
“周武王分封，导致中土分裂，战乱更是长达八百余年。这是血淋淋的教训。”宝鼎说道，“若想让帝国代代延续，那就必须走中央集权制的道路，但因为分封有八百年的传承，这种传承深入到贵族的血液和骨髓里，统治着他们的思想，所以必须要有个过渡制度，由分封制过渡到郡国制，再由郡国制过渡到高度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这是唯一的也是最有可能让帝国平稳实现中央集权制的办法。”
始皇帝已经接受了宝鼎的这种政治理念，不仅仅是因为当前形势不具备实施高度的中央集权，他个人和他的追随者们也意识到大秦王国和大秦帝国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是疆土和人口的区别，更重要的是思想理念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来自八百余年的文化传承，所以只能一步步来，步子走得太快，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必然会导致国内矛盾激烈化，最终危害到的必然是帝国的国祚。
既然决定了要一步步走，那就存在一个快慢问题，始皇帝还是求快，还是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中央集权，他认为有个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进行过渡足够了，但宝鼎求慢，他甚至提出了用一百年用数代人的时间去完成思想文化上的转变这一惊人说法。
“皇帝这一封号最早来自于你的提议。”始皇帝说道，“王爵也是你提出来的，现在朝野上下一致要求再一次修改爵秩等级制度，其实就是给朕两个选择，要么建封国，要么修改爵秩等级制度。你既然坚决反对建封国，无疑就是支持修改爵秩等级制度了？”
这两个选择其实都体现了贵族们对权力和财富的攫取。建封国就要封无功勋的皇子为封君，那么就要修改爵秩等级制度，所以归根结底，这两个选择其实就是一个选择，必须修改爵秩等级制度。
贵族们追求分封的策略也是一步步来，先修改爵秩等级制度，通过这个制度来获得更大更多的权力和财富，壮大自身的实力，有了实力，大家联合起来的力量就更大，就能逼迫咸阳宫在分封的道路上走得更快。
“爵秩等级可以改。”宝鼎说道，“但修改的仅仅是爵秩等级。”
始皇帝马上明白了宝鼎的意思，爵秩等级可以改，可以设王爵、公爵，但由爵秩等级衍生出来的权力和财富却不做任何变动，或者变动极少，以此来遏制贵族们对王国权力和财富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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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明确拒绝了加建封国，然后授权太傅公子宝鼎主持修改爵秩等级制度。
宝鼎提出了修改原则。
非嬴氏皇族，不得封王。嬴氏皇族功勋不足者，不得封王。嬴氏皇族功勋卓著者，唯皇子才可领封国。
爵位可世袭，嫡长子袭爵位，但无功勋者，世袭爵位逐代递减。
一级爵位为王爵。王爵以封国王为一等，食邑万户以上的王爵为二等，食邑万户以下的王爵为三等。
二级爵位为公爵。公爵同样以食邑户数分为三等。
这两级爵位同等于过去的封君爵。
三等爵位就是列侯，也就是二十等军功爵的最高一级。
宝鼎把这个爵秩等级制度的修改方案拿出来之后，朝堂上一片哗然。没有人敢公开得罪始皇帝和武烈侯，但大臣们可以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
可惜的是，武烈侯公子宝鼎太强悍了，他是大秦宗室，一等封君，主掌北疆军政，权势倾天。他主持爵秩等级制度修改，结果他自己不从中攫取任何利益，其他人怎么办？总不至于说，我比你功勋大，我要比你拿得更多吧？
不过不管怎么说，爵秩等级制度还是修改了，始皇帝还是让步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贵族们勉强也能接受。来日方长，慢慢来，等到武烈侯发动南北战争，陷在战场上出不来之后，事情就有转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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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下诏，正式公布新的爵秩等级制度。
公子将闾、公子高、公子峤、公子骧、公子昌五位领封国的皇子封王爵。
武烈侯公子宝鼎功勋卓著，食邑宛城五万余户，封王爵，爵号武烈王。
两位丞相隗状、王绾，太尉公子腾，御史大夫冯劫，驷车庶长公子豹，武成侯王翦、郑侯蒙武等七位上公大臣加封公爵。
九卿等上卿中枢大臣，广武侯麃公、临洮侯羌廆、舞阳侯杨端和、通武侯王贲、安平侯司马尚等上卿将军爵封列侯，食邑不等。
其余文武大臣的爵位都加升一级，就连普通士卒都封了个初级爵位，唯独遗憾的就是由爵位衍生出来的权力和财富增加甚少，但聊胜于无，总比爵秩等级制度修改之前要好，最关键的是爵位可以世袭啊，这才是最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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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赏之后就是人事调整。
中枢和地方郡县的人事仅仅做了微调，这是保证稳定的需要，而军队的调整力度却非常大，一连串的人事调整让人眼花缭乱。
武烈王公子宝鼎全权负责整个北部边疆的镇戍重任，其大行辕安置于离石要塞。
整个北部边疆的镇戍一分为四。
王翦调任西北疆军事官长，麃公镇戍北地，与陇西的镇戍军统率羌廆同受王翦节制。
蒙武调任晋西北军事官长，上郡、太原郡和河东郡的镇戍军全部受其节制。
代王公子将闾出任代北军事官长，雁门、代郡、上谷郡的镇戍军受其节制。
王贲出任东北疆军事官长，燕山南北、辽西、辽东等地都是其镇戍辖地。
司马尚调任两淮军事官长，辅佐楚王公子昌镇戍两淮。
司马断调任江东军事官长，辅佐吴王公子高镇戍江东。
中尉卿张唐调任山东军事官长，辅佐齐王公子骧镇戍山东。
内史公子成出任中尉卿，戍卫京师。
甘罗出任内史，出任京畿军政官长。
赵高回京，出任御史中丞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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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统一战争刚刚结束，咸阳就开始调兵遣将，要发动南北战争了。
进行南北战争，驱逐北虏，守护长城，这是最为冠冕堂皇的进行军事统率大调整的借口。把秦军能征善战的悍将和最精锐的军队全部集中到北部边疆，正好实现了守外虚内的国防策略。
然而，咸阳朝堂上的各政治派系控制地方郡县，发展地方势力的最强后盾就是这些声名显赫的军队统率和百战之师，如今始皇帝做出了进行南北战争的决策，以此为理由，把这些统率和军队统统调到北部边疆戍守长城，实际上就是遏制和打击了地方势力，为中央加大对地方郡县的控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赢得了足够的时间。
始皇帝在武烈王公子宝鼎的支持下，突然来了这么一招，顿时让那些打算在自己控制的地盘上大干一场的功臣们措手不及。
是不是没有对策？当然不是，山东、两淮和江东的形势都非常紧张，这时候无论是调动镇戍军统率还是抽调精锐军队，都将加剧地方形势的恶化。
于是以丞相为首的公卿大臣们纷纷上书劝谏，阻扰这一人事调整方案的实施，各地镇戍军统率和封国王、地方郡县官长们也是急奏咸阳，恳求始皇帝考虑到地方郡县的实际困难，暂缓或者放弃调动镇戍军。
始皇帝勃然大怒，在朝堂之上厉声警告，违抗命令者，严惩不贷。
武烈王公子宝鼎也公开支持始皇帝，他警告文武大臣们，不要把目光局限在中土，抬头看看长城外的匈奴人，一个正在威胁中土存亡的敌人已经逼近了长城，中土可以说是岌岌可危，这时候个人或者集团的利益绝对不能凌驾于王国利益之上，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都要以大局为重，要绝对遵从始皇帝和中央的命令。
武烈王的公开支持让贵族们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
始皇帝手上有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刃，假如逼得始皇帝拔剑相向，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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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们选择了屈从，纷纷率军赶赴北部边疆。
接下来，始皇帝和中枢大臣们开始商议南北战争的攻击策略。
按照武烈王的设想，南北战争的主战场就在西北疆，为此，直道修筑至关重要，但在直道修筑完成之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要完成，那就是国内局势的稳定。
国内局势的稳定牵扯到方方面面，就当前形势来说，最为急迫的是东北的辽东战场和东南的闽中战场，秦军必须彻底击杀盘驻在辽东的燕人和盘驻在闽中的楚人，只有把这两国余孽从肉体上彻底摧毁，那么影响到国内局势稳定的最不安定因素就算完全铲除了。
为此，武烈王提出的建议是，今年秦军的主要攻击目标是东北的燕人和东南的楚人。这两个战场各有特点，辽东战争是过于遥远，粮草辎重运输不便，而闽中战场则是距离江东太近，而江东又是刚刚拿下来的疆土，依靠这片疆土上的粮草辎重去征伐楚人，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稍有不慎就是前方攻击不利而后方叛乱迭起，大军进退维谷。
打仗必然牵扯到中央财政，而中央财政即便在实施了增赋加税、掠夺关东富豪和向巨贾赊贷等诸多措施之后，也依旧是入不敷出。
始皇帝和武烈王公子宝鼎再度取得了一致意见，今年的财政主要保证南北两个战场的需要。考虑到南北战争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准备，而目前长城一线的镇戍军基本上可以保证阻御匈奴人的攻击，所以暂时维持长城镇戍军的数量，从山东、两淮和江东各地抽调出来的军队在洛阳集结后，则马上解散归乡，以减少中央财政的支出。
直道修筑依旧暂时中止。其他中央和地方无助于恢复经济增加赋税收入的工程项目统统搁置，若有违令者，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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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始皇帝的强行干涉下，大秦开始艰难地走上了在保持稳定基础上的发展战略，但距离宝鼎所希望看到的“休养生息、轻赋薄徭”之路还是有巨大的差距，中土的普罗大众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土的统一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
这是一个艰难的时代变革期，帝国的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无论谁来统治这个新生的帝国，都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帝国的内忧除了中央财政的拮据、普罗大众的困苦、关东六国在统一后的混乱，等等这一些可以用眼睛看到的危机，还有眼睛看不到的实际上更严重的忧患，那就是思想文化上的激烈碰撞。
中土的统一表面上看是疆土的统一，但从深层次来说，它应该是文化上的统一，而文化上的统一才是最为艰难的。帝国并没有完成文化上的统一，中土文化的统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才算真正的完成了。
“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就是来源于思想文化上的差异，而思想文化的碰撞如果不能解决或者缓解，那么不要说始皇帝打算在十年二十年内结束过渡期实现中央集权是一种奢望，就连武烈侯宝鼎打算在百年内过渡到中央集权制的想法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要解决帝国最深层次的思想上的矛盾，就必须在政治体质上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个改革不仅仅包括决策制度，还要包括教育制度，而官学和教育制度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大秦的决策制度就是廷议制度，也就是国事决策必须经过朝议，先由中枢小范围商讨，然后再由文武百官进行大朝议，最终结果才是决策。
这一制度来源于周王朝，周王朝的国事决策先由百官廷议已经形成定制，而这种定制由春秋到战国一直得到诸侯国的传承，但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法治国后，秦国的廷议制度是最完善的也是执行的最为坚决的。当然，这是相对而言，比如修长城，发动对外战争这种国事，廷议制度当然可以让君主得到最好的决策，反之，比如制定基本国策、册立储君、人事调整等国事，就不是廷议制度可以解决的了，甚至根本就不会经过廷议来完成决策。
为什么解决思想文化上的碰撞首先要修改决策制度？
很简单，帝国是在吞并关东六国之后而建成，关东六国有自己的思想文化，有自己的国策制度，等等，总而言之，帝国若要完全吸收和融合关东六国，首先要制定一系列有助于吸收和融合关东六国的制度，而这个制度的制定仅靠秦人是肯定不行的，必须让那些了解关东六国的人加入到大秦的决策层，这样拿出来的制度才能符合统一后的帝国的需要。官学和教育制度也是一样，也是首先产自决策层，由决策层来决定帝国的官学和教育制度，而官学和教育制度恰恰是解决“集权”和“分封”矛盾的根本所在。
谁最了解关东六国？
不是关东六国的贵族，他们是统治阶级，他们看不到普罗大众的疾苦，只有出身寒门的大贤才是真正了解关东六国的人。
关东六国的大贤从何处召集？
就是从齐国的稷下学宫，那里汇集了中土诸子百家，大贤云集。
秦国吞并了齐国，也就吞并了稷下学宫，于是齐国把稷下学宫的博士、名士等大贤全部“请”到了咸阳，统统征募为博士。博士参政议政，参加朝议，就此形成一种议政制度，而这就成了大秦决策制度的一种有效补充。
始皇帝之所以建立博士议政制度，其本意是把中土各个各区域的政治势力兼并后，打造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新的政治利益核心。如此一来，始皇帝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文化如何统一。
博士本身就是多元的文化载体，这些博士分别来自关东六国，体现着不同的思想文化和代表着不同区域的政治利益，把他们集体纳入帝国的权力核心，就如同“车同轨，书同文”一样，体现为以秦文化为主体下的一种多种亚文化的互相兼容和吸收，但在兼容和吸收之前，中土不同的思想文化之间首先爆发了激烈的碰撞。
这时候，始皇帝才意识到，大秦必须寻找到一种与统一局面相适应的新思想新文化，否则，大秦不可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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