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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肖申克117
安史之乱后,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由盛转衰。唐末由王仙芝、黄巢发动的农民大暴动彻底摧垮了唐王朝,大唐帝国的盛世只能在史书中得以重见。
接下来就是武夫列攻、君臣相仇、父子相残、兄弟反目的局面,又有契丹人侵掠如火,没有人伦纲常,没有谁最无耻,只有更无耻,而毫无例外,百姓是最大的受害者。北方中原,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五个朝代,称为“五代”。
今人要了解这段惨痛的历史,就要读新旧《五代史》,我们总是会读到冯道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总是位列宰相、太师甚至国公之列,即便是契丹人入汴,他也成了契丹人的太傅,历来冯道是个典型的无耻文人形象。了解冯道的个人生平,几乎就了解了整个五代的历史。
但是对照《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我们又会发现,史家对于冯道这个人物的评价又截然不同。
《旧五代史》是宋初宰相薛居正领衔修撰的,他在《冯道传》中大加褒扬了冯道:
“(冯)道少纯厚,好学善属文,不耻恶衣食,负米奉亲之外,惟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然如故也。”
冯道深悉民情,勤于办事,且“长于篇咏,秉笔而成,典丽之外,义含古道”。
后唐明宗年间,中原曾一度相对安定,粮食获得丰收,一次冯道对唐明宗说,自己“曾奉使中山,经井陉之道,忧马有所蹶失,不敢怠于衔辔;及至平地,则无复持控,为马所颠仆,几至于损”。
这一段话,就是成语“不跌于山而跌于垤”的出处。他以切身经验告诫明宗要居安思危。
一次明宗问他:“天下虽熟(农业大丰收),百姓得济(渡过难关)否?”
冯道回答:“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这个困扰中国几千年的“冯氏定律”,往往被历来的圣君贤相所忽视。
他曾向明宗引述聂夷中的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这首描述农民苦境的诗由此得以流传下来。
薛史最后说冯道,“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
《新五代史》是欧阳修所撰。他承认冯道个人的“小德”,“道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当晋与梁夹河而军,道居军中,为一草庵,卧一束刍而已。所得俸禄,与仆厮同器饮食,意恬如也。”
欧史中还记载这样的事,诸将掠得美女,送给冯道,冯道不敢拒绝,只能假意接受,同时却将这些女人安置在另外的地方,待战事平息后,再访察她们的亲人,将她们送回去。
又说,冯道居父丧时,住在老家景城,时逢饥荒,他“悉出所有以赒乡里”,而自己则“退耕于野”、“躬自负薪”。他发现因乡人“有荒其田不耕者”和“力不能耕者”,“夜往潜为之耕”。而当田主人知道实情而向他致谢时,“道不殊以为德”。
不过,欧阳修在《冯道传》之前,引用了一段并不可靠,并且在我们今人看来也很不人道的小说故事,尽管他明知道这只是一个小说:
某妇人李氏嫁于一个叫王凝的,王凝不幸病故,李氏携幼子带着丈夫的遗骸返乡。路过开封时,想入旅舍住店,店家见她独携一子而怀疑,拒绝李氏入住。李氏见天色已晚,不肯离开,店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恸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焉?”这位李氏遂“引斧而自断其臂”,男女授受不亲,李氏砍断了自己被人碰过的手臂。
欧阳修赞赏李氏的“守节”,并在《冯道传》篇首引用《管子》“礼义廉耻论”对冯道数十年间换了不同主子大加批判。
薛史与欧史相比较,前者虽也涉及到冯道一人事数主,但总的来说对冯道却是大加褒扬,而后者却是对冯道大加批判。
为什么会这样?
笔者认为,这要从新旧《五代史》的修撰背景来看,两书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
薛史是官修历史,薛本人也是五代旧臣,他那一代人对五代时的混乱局面记忆犹新,时人对冯道的称颂是真心实意的,对更换主子的行为习以为常,所谓“主易则臣事他役”。如果薛要骂冯道,他就要骂同时代的名臣范质、王溥等人,也包括“大事不糊涂”的吕端,甚至同时代的文武大臣整体,也要包括自己。
另外,他还必须要骂一骂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是最大的不忠之人。冯道做不到死节,却从未想过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岂能五十步笑百步?
欧史是私人修史,欧阳修未经历过五代,他标榜“春秋笔法”,他以是否符合孔孟之道来褒贬历史人物,二程也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忠节比仁重要,书中总是“呜呼”。但是有宋一代,对“妇德”并非太重视,欧阳修是将冯道当作一个极好的靶子,既为了批判当时宋朝的士风,也不避免地影射到赵匡胤这个最大的失节者。这就可以解释,欧阳修之《新五代史》在他至死都未刊印,而是长期藏于皇宫大内的原因之所在。如果不是宋朝对文人宽容,欧阳修早就被杀头了。
既而宋末理学大盛,《新五代史》开始大行于世,而薛氏《旧五代史》却成了“珍本”,然而薛史是官修史。明朝有人因未读过薛史,在读欧阳修《冯道传》后,为冯道大呼不公。
直到近人范文澜修《中国通史》时,还对冯道的政治道德大加批判。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对冯道应当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必须联系到五代时那混乱黑暗的历史背景。在那个背景下,连手握重兵的武夫,都不知道会不会看到明天日出,杀来杀去,最后连武夫们自己也害怕了。后周开国皇帝郭威也就是在这样乱世中,杀得最后自己只剩下一个养子柴荣,他们父子对这种混乱局面痛入骨髓,然后一改沉苛,才让百姓看到一丝曙光。
冯道生于公元882年,亡于954年。他生于乱世,也终亡于乱世,时人称其与孔子同寿,事四姓九君,这还不包括地方军阀,比如刘守光、李克用。皇帝轮流做,他岿然不动。因为忠臣不事二主,冯道处事圆滑,明哲保身,最要不得的是他以“长老老”自居,沾沾自喜,所以他挨骂。
契丹人趁中原混乱,南下侵掠。耶律德光入汴,冯道和当时几乎所有的大臣一样,素服郊迎。
耶律德光问冯道:“尔何以拜我?”
冯道回答:“无城无兵,安敢不来?”
耶律德光讥讽道:“尔是何等老子(老家伙)?”
冯道自嘲:“无才无德,痴顽老子!”
耶律德光不怒反笑,而冯道摇身一边,成了契丹人的太傅。耶律德光又问:“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冯道答曰:“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耶律德光)救得!”
就连欧阳修也承认:“人皆谓契丹不以夷灭中国之人者,赖(冯)道一言之善也”。当代也有人说,“冯道是个救苦救难的大救星”。
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自称儿皇帝,其侄石重贵称帝后,渐渐拒绝了向契丹称臣,并且晋军曾在战场上连续让契丹人吃了不少苦头。耶律德光入汴后,对冯道这个人物及他的圆滑如雷贯耳,有降臣说后晋皇帝断绝与契丹的联系,冯道也参与定计,应当问罪。耶律德光根本就不相信冯老头会这样干。由此可见,冯道这个人确实相当的“无耻”,连外邦的契丹人都深信不疑。
或许我们认为冯道应该隐迹于山林。但当一个隐士,对整个社会没有一丁点的益处。
归隐不能当大隐,因为隐于朝,没有相当的智慧是无法生存的,冯道就是一个隐于朝的大隐。这个要排除在外。
在城市中生活也太过危险,汴州城被劫了无数次。那位被认为还算得上不错的郭威,入汴时也曾许诺让部下大劫十天,作为犒赏。这是当时军队攻克城隍的“惯例”,郭威要是不答应部下们这么干,他自己的项上人头就不保,更别说当皇帝了。所以冯道应该当小隐,小隐隐于野。这就需要物质基础,要有一亩三分地,假如他不当官,就置不起土地。但当个农民,要面对如下威胁:
一是税吏的盘剥。当时谈不上政府治理,各地节度史、刺史及爪牙对百姓横加盘剥,百姓连一寸牛皮也不能私藏,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言。
二是要面临乱兵与流寇的洗劫。冯道很大的可能会在一次洗劫中丢掉性命,并且很可能被乱兵流寇,包括所谓官军在内,当作“人肉干粮”。
三是,在当时的环境中很难安安静静地当个农夫,极大的可能会被拉去当兵,脸上刺上字,然后在一场战斗中死于非命。
其它天灾,就忽略不计了。那时候黄河有几次大的溃堤,水泊梁山就是那时形成的。因天灾造成的流寇,整个五代时期就没间断过。
所以,冯道还可能选择揭竿而起。借用时人安重荣的话,“现今时代,讲甚么君臣,但教兵强马壮,便好做天子了。”冯道应当不具备这种冒头的勇气与性格,我们假设他具备,那么他想生存,就必须比别人更狠,杀人是家常便饭。这样一来,他跟那些大军阀们还有什么区别?五代都是骄兵、贪兵、暴兵,连皇帝都要贿赂士兵,钱从何处来?
其次,冯道还可以出国避难,南方相对安定一些。典型的例子是韩熙载,站在当时中原朝代看来,韩熙载身为后唐的进士,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先投奔吴,后帮南唐谋划中原。不过,今天的人们只知道韩熙载是个忧国忧民的大忠臣,因为有《韩熙载夜宴图》这样的无价之宝作证。但韩氏凭什么为江南忧虑?
最后,冯道也能先当个不为人所知的小吏,然后等待明君横空出世,郭威、柴荣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然而,他没有看过提前出版的《五代史》,也未读过《中国通史》,更无法穿越时空,了解历史的进程,做到慧眼识珠、待价而沽。他所认识的皇帝,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并且不幸的是,他在公元954年卒,如果他活得更长一些,他会看到自己的“小同事”赵匡胤也改朝换代了。
冯道这个长乐老很不幸,人家范质、李榖、魏仁浦等等也是历经数代,得到的历史评价比他强多了。
冯道微时曾有诗云: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时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这正是他对自己一生的预言。在虎狼丛中,他未尝谏诤,也许是良心发现,当周世宗柴荣御驾亲征北汉时,他上了平生唯一的一次谏诤,试图阻止柴荣北征。结果还是证明冯道错了,其本人不久就寿终正寝,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
作为一个圆滑的长乐老,冯道为什么敢于向周世宗而不是别的皇帝谏诤?他完全可以光看不说,这样对他没有任何损失,这是因为他认定周世宗是他一生当中所见过的最英明的皇帝,一个有包容心的皇帝。世有唐太宗,然后有魏征。周世宗恰恰是一个对唐太宗无比崇拜的皇帝。
今人在阅读有关冯道的史料时,不妨想一想:当我们面对强权和毫无怜悯的屠杀时,究竟有几人能做到死节?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