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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派周el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与周el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委员长在发出这份电文的二十四小时之后，延安统帅复函委员长，拟于二十八日赴渝。
“是谁说m不敢来重庆的？”
委员长的右拳轻擂在案几上，发出“嘭”地一声响，吓得何应钦，陈诚，刘峙，张群等人面面相觑，不敢作声。
“我多次说过，不要高看了自己，也不要低估了别人。人家就要来了，可我们却还没有一丝的准备，你们要我拿什么和人家去谈？
现在，全世界都在等着看mzd的风采，全世界都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所以，你们务必要拿出个方案来，让延安，让外界看到我们的诚意。在来之前，我让布雷先生拟了三条意见，作为谈判方针。
一、不得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你们下去以后，在此基础上加以增补。现在看看还有什么意见？”
刘峙眼里的目光闪烁了一下，迟疑道：“m是延安领袖，我们为什么不……”
“胡扯。”
委员长打断了他的话，说道：“这个问题我们能想到，别人同样也会想到。事关国府声誉，岂能儿戏？雨农，你让下面盯紧一点，不要出了纰漏。”
八月二十八日午后三时许，一架银白色客机降落在重庆机场。延安统帅，周先生，王若飞，张治中，米国大使赫尔利等人依次走下了飞机，接受山城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当晚，委员长在林园设宴招待延安统帅一行，当两人的目光碰到一起的时候，数十年的恩恩怨怨在刹那间闪过彼此的心头。委员长看着m魁梧的身躯，不禁想到八年前的数次围剿。
那时的m几乎就要山穷水尽了，虽然从雪山草地里闯了出来并且到达了陕北，可军队已经不到六万人，那是的m可没有现在这样魁伟。这才不到十年的时间，眼前这个人已经拥有了一百多万军队以及大片的根据地。
虽然现在还比不上自己的四百多万正规军，可要是再给他几年时间那还得了？看来刘峙的话还是有道理的，能谈则谈，要是谈不拢就……
在延安统帅的眼里，委员长还是像多年前那样瘦弱，两人都是南方人，都是一米七多的身高，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高个子了。
第一次见到眼前的这个人还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的他还只是个临时代表，还没有发言权。而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个人已经可以在讲台上慷慨激昂了。
最后一次见到这个人应该是在二六年的“中山舰事件”后，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从此分道扬镳，再未见面。
两个人彼此看着，彼此想着，彼此走近着，直至伸手相握。
“润之，又见到你了。”
“是啊，二十年喽，委员长风采依旧啊。”
在两人握手的一刹那，宴会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两党统帅握手言和，国家和平有望啊，这是参加宴会的所有人的想法。
第二天早上，下榻在林园的统帅晨起散步，与同样在散步的委员长不期而遇。委员长先是一愣，很快便笑容可掬地招呼道：
“哦，是润之啊……我喜欢早起转转，透透气。听说你有夜晚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怎么不多睡会儿，来这里习惯吗？”
统帅笑道：“还好，只是现在白天也睡少了。有道是，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啊！不知委员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呀？”
委员长似乎听出了弦外之音，但又不能失却“领袖”身份，只能喏喏应着。
“润之，你们一定要和国府做对？我们之间斗了这么多年，在斗下去倒霉的还是这个国家。”委员长看着走在晨雾中统帅，忧国忧民般地说。
统帅笑了。“不是我们要跟你斗，是你一定要斗。我们只好奉陪喽。”
委员长哼了一声道：“一个国家，两个政权，亏你们想得出来。这样的条件我是不会答应的，必须交出你们的军队，解散你们的政府，答应了这两点，其他的都好解决。”
“然后呢？再来一次清党，再来一次大屠杀？我们吃过一次亏，接受过一次教训，让我们明白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道理。是打是谈一切由你，交出军队就绝无可能。”mzd站定了身体，迎着初生的朝阳淡淡地说。
委员长一声叹息，道：“润之，你能来重庆，说明你有意和平，我很高兴。可你若执意如此，冥顽不灵，我也不介意用些手段。本来我还不屑为之，可为了这个国家，便做一次曹阿瞒，也胜过妇人之仁。”
“这就是我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我不在延安，中枢照样运转。可你要不在中枢，那就天下大乱喽。”
统帅微笑道：“知道我来的时候是怎么和他们说的吗？狠狠打，打得越狠越好，不要给我面子。”统帅想起杜文成时常挂在嘴边上的这句话，不觉笑出声来。
委员长的脸上抽搐了一下，他知道统帅指的是什么，八路军在山西的上党刚刚给了挑衅的国府军队一个教训，让他大失颜面的同时，也让他对延安军队的战斗力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本以为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再加上米式装备，一定能够占领晋东南，不料昨晚得到的情报却是国府的十一个师被人家压着打，那个独眼将军怎么就不是我的学生？丢人哪，委员长的脑筋可以说是深受刺激。
“好了，不说笑了。润之啊，早餐后我们接着谈。”
委员长转身走了，但在这一刻他还是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羞辱：近二十年来，他不断地表示一定要把“祸匪”斩尽杀绝，甚至数次宣布m已被他的军队“击毙”，可这个人现在就站在自己面前，不仅和自己针锋相对，还敢嘲笑自己的政权不稳。眼前这个长期与他对抗的“匪首“如不受到惩罚谁人还能服从他的政府？他领导的国家还能称得上是有尊严的国家吗？
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握成了拳，且又慢慢松开。兹事体大，扣押m容易，如何收场就值得商榷。米苏公开保证过他的安全，一旦有事必会对我施压，届时不仅有损国府声誉，还奈何他不得，岂不是鸡飞蛋打？
短短的十余步中，委员长的心态就从愤恨莫名转为云淡风轻，大丈夫不逞口舌之利，一切还要看实力说话，他不相信430万正规军还打不过120万泥腿子。
桂园，是张治中租赁下的一处小楼，此时已成为延安统帅的临时住处。
“委员长果然没有谈判诚意，这几天的谈判中都是我们再说，他们则是哼哼哈哈的搪塞，一看就是毫无谈判准备。”楼下的会客室里，王若飞气愤地说。
周先生习惯性地双手抱在胸前，笑着道：“我们对他本来也没有抱什么希望，到这里来是向民众说明我们期盼和平的愿望和诚意，有没有结果并不重要。”
“可是这样拖下去，主席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看看外面那些明目张胆的特务，那里有一点对我们的尊重。”
正在专心读报的统帅放下报纸，吸着烟说：“我的安全暂时还不成问题，委员长想要‘留客’，也要看全国民众答不答应。
委员长当年可是厉害得很啦！我mzd被追得东奔西跑，好不难堪哟！可今非昔比，我现在坐在这里，他还要设宴款待，这就是民心，这就是天下大势。
我们不要理会他们的阴谋诡计，越是这样越要走出去，要让各界人士了解我们，支持我们，走群众路线，听广泛意见，影响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在延安方面提出的关于谈判的十一点意见之后，延安方面再次作出重大让步：不但承认委员长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政权，而且舍弃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要求“参加政府”。当然，这份意见中包含着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即军队国家化和结束党治。
而委员长则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之三倍，最后将欲二十四师为其基数呼？****诚不可以理喻也。此事唯有赖帝力之成全矣！”
在委员长看来，m和***人依旧是“匪“，之所以还要与延安周旋，正像他在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密令中表述得那样：“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谈判就这样拖拉但却忙碌中进行着，周先生他们也十分疲惫，但是只要还有和谈的希望，他们就必须坚持下去。
在这期间统帅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他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等。还会见了苏、美、英、法等国的驻华使节，反复说明延安的基本主张。
周先生也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与各界代表交流对谈判的意见。这些活动，使延安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双方代表终于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该会谈纪要列入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特务机关、释放******、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奸伪等问题。
10月9日统帅向委员长告别并进行了一次长谈，委员长颇为感慨地说：“我们都要老了，五十多岁了，还能有多少时间？你我之间的问题，始终都要解决，始终要搞出个名堂。否则的话，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何以对天下百姓？
你要走，我也留不住你，还是那句话：你我携手合作，这天下事就会好办很多。我们彼此保重吧。”
10月11日，统帅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委员长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
回想起他和m在重庆的多次接触，委员长觉得延安的这位领袖越来越不好对付了。对于国家的未来，更有荆棘丛生的感觉，不过，他仍然充满自信，并且相信在今后的较量中，他可以战胜延安，战胜那个喜欢吸烟的湖南人。
委员长一生作过许多错误的判断，其中最大的误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断。历史证明，委员长非但没有能够控制m，没能够战胜延安，相反，倒是延安在三年的时间里让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且将他永远地赶到了海峡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