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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眼前这对老夫妻是在开往新疆的k69次特快列车上认识的。当他们得知我是去天山某建设兵团看望战友时，老夫妻俩对我更象“他乡遇故知”般地亲热起来。
话吐中得知那年老的军人姓王名驹龙，五十年代初，原是新疆十万建设兵团中的一员并曾在戍边自治州的某军分区任职，一个多月前刚刚离休；他的老伴叫石玉真，石柱的二姐，湖南人，年轻时当过生产建设兵团的女兵，三千湘女上天山曾是她们那一代人引以自豪的骄傲。现在那个自治州所在市的群众艺术馆担任副馆长。最近一个月来，这老夫妇俩是为了寻找“落叶归根”之地，才到南方探亲访友的。可是广州、上海、长沙等地转了一圈，有的“干休所”的确条件不错，有的亲戚朋友也表示可以帮忙给他们往湖、广两地安排户口，但比来比去，他们还是决定让自己的晚年在新疆度过。那巍巍天山脚下的茫茫戈壁和明珠般的绿洲，是他们忠诚地奉献了一生中大部分最好时光的地方，不但气候、环境和习俗早已适应，子女们也都在那里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这父一辈、子一辈的根子既然早已深深地扎下了，故土的观念便也发生了重点转移，最后连他们自己忚不得不承认，再想离开新疆，已是“难于上青天”了。
他们对大西北的这种质朴而又深沉的感情，和那坦率的表达方式，都深深地打动了我。职业的需要促使我不由自主地进一步询问他们当年是怎样进疆的？几十年来有些什么感受，特别是对于湖南父老乡亲们的生活及其民间文艺，有无深切的了解和深感兴趣的人物？还有一切关注那里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地貌山川之类，也都在交谈之间琐碎地问到了。于是，漫长的旅途和朝夕相处的方便条件，为他们断断续续回答我的询问提供了良机。于是在这七天七夜多的长途旅行中，我的笔记本上便潦草而又零星地记下了他们分别叙述的每一个段。。。。。。
驹龙－－老前辈慢慢呷了一口产自家乡的绿茶，便不紧不慢开始了他的叙说。
一眨眼，这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大概是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不久的那一个秋天吧？不，准确地说，应该是比现在还晚一个来月的九月下旬，我所在的西北野战军，在河西走廊一带地区追击作战胜利结束，古城酒泉、张掖相继解放，接着以传来了新疆通电和平起义和和平解放的消息。在这种形势下，野司党委和兵团首长命令我们即刻作好进军新疆的各种准备，迅速去迪化（今乌鲁木齐）和边境地区接管防务，维持地方治安，镇压可能发生的叛乱，同时也要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屯垦，开发大西北、建设大西北、保卫大西北。
当时，我在一个团的政治部担任宣传股长兼副政委，刚刚二十四、五岁，斗志象同志们一样旺盛。有一天到军部去参加一个座谈会，忽然看见王震司令员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他当时也才不过四十来岁，身材瘦削，动作灵敏，说话也特别风趣。记得他一见了我们军首长，就询问部队的情况，军首长作了简要汇报，他听了十分高兴，鼓励大家说：“好嘛！新疆大有干头！有几千公里的边防线，有占全国六分之一的土地面积，有广阔无垠的草场，有天山。。。。。。前景嘛，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哈哈哈。。。。。。”
同志们的情绪当然很高。我那时甚至还设想，如果自己也能被编入进疆的先头部队，第一批到达目的地，那将是多么幸福的事！可是没想到，十有初先遣队分乘飞机、汽车、骡马离开酒泉向新疆进发时，首长却把我从团里调出来，派到了临时组建的骡马大队。那两千多匹骡马是为进疆后在戈壁滩上开荒种地用的，王震司令员和军首长极为重视，为了预防在路上被叛匪截走或出现其他问题，选派了五百多名战士组成前后两个大队，前面这个大队由我们师的吴副参谋长担任大队长，他那年也许才三十挂零，人长得很有气派，能打仗，知晓地理，也善于做政治工作。派我来，主要是为了给他当好助手。同时，也因为大队长的老家是在凉州，回、汉、蒙古、满等少数民族杂居之地；从小跟回、汉孩子一起长大，对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某些特殊语言有所了解。而我的另一个任务就是配合这支骡马大队先锋连的董连长－－他叫董平，有名的战斗英雄－－处理好沿途可能遇到的，与当地**联系的各种问题。这在西北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早在凉州解放后准备西进时，野司党委和彭老总就有明确指示，我记得他是这样说的：“少数民族问题，是西北地区一个突出的问题，执行党的民族问题，不仅是战时的需要，而且是战后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建设大西北，使大西北繁荣昌盛的需要。”
按照这个指示，部队在进军大西北途中，处处强调执行民族政策。那时反动派早就诬蔑我们要“赤化。。。共产共妻”，造了很多谣言，也迷惑了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回、汉群众。可是后来看到我们每次到了一个宿营地，宁可睡在屋檐下、荒滩上，也不进民房给老乡添麻烦，打水、做饭都严格遵守了**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习惯，甚至路过**聚居的村子根本不吃大肉，再加上我们所作的一系列宣传工作，很快就赢得了广大**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众的信赖，后来凡是看到我们部队从那里走过，他们就自动列队迎接，甚至还用锃亮的铜壶给我们倒来一碗碗开水和热茶。。。。。。鉴于这些经验，所以我们单独行动的骡马大队也十分注意这件事。率队的吴副参谋长甚至还笑着对我说，咱们俩是军部的“民族事务顾问！”
具体时间记不很准确了，好像是那年的十月八、九号吧，我们在古城酒泉欢庆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两支骡马大队便相继开拔西进了。那场面真是红旗猎猎，浩浩荡荡，烟尘蔽日，雄壮无比。董连长带领前卫连一路领先，战士们身背马枪，腰挎马刀，策马疾驰，在那条有名的“丝绸之路”上，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从酒泉到我们的目的地乌鲁木齐，中间横亘着一千多公里的茫茫戈壁，还要穿越几个大风口，跨过几座冰大坂。这两千多匹骡马不像骑兵的战马那样训练有素、机动灵活，更没有经过战斗的考验，草料和水的供应也相当困难，太多了，就是后边跟着车队也难以满足它们的要求啊！前进的速度很慢，第一天才走出了六七十里路，就累得人困马乏。夜里，露宿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为了让牲口吃饱、喝足、休息好，减少途中死亡，战士们半夜没合眼，都一遍一遍地起来，精心照料自己所负责的马匹。吴大队长召集各级指挥员开会，在马灯下仔细研究着进军的路线。根据头一天上路的体会，大家最后一致感到，凡是前面步兵走过的地方，虽然安全，可对骡马大队来说却有供应不上水草的危险，因此决定从第二天开始尽量避开进疆先遣队走过的路线，而要真正象游牧民族那样“逐水草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