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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蜷缩着躺在炕里，头朝外。先是父亲，之后好几个人来看我，问我吃不吃饭，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觉得自己被在乎，被人关注的感觉。也是从那个时候我似乎喜欢上了生病，因为只有生病的时候才能得到别人的关注和关心。只要是感觉自己有点头痛加上特别冷，那就一定是快感冒了，我就特别期盼着能感冒，会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会不会说上一两句关心的话。然而在从那以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几乎都没再有过关心。
或许成长就只是一瞬间，我总说我不知道一个九岁的孩子在干嘛，因为我从九岁开始就开始和大人一样地去担当。
九岁，恐怕还需要家长看着、管着、约束着的小孩子年纪，我只是觉得我足够大了，我足够懂得爸爸妈妈的话，我也知道我所说出的话一定会对他们有所安慰和帮助。
这一年的春天，天气还是微冷。哥哥拿着我和妈妈还有姥爷去B市的时候给他买回来的那只老鹰风筝，我和哥哥一起去放风筝。
哥哥穿着他那件上半部分是深红色，下面是灰色的棉袄，戴着小耳包，还有他那双已经漏了洞的黑色针织手套。我觉得哥哥真的是了不起，可以一口气就把风筝放起来不掉下来，整个下午都是不停地放线，我敢说那永远是我见过的放得最高的风筝。哥哥从兜里掏出钱来，记得不是两块就是三块钱。我跑到小卖店去买了两瓶五毛钱一瓶的橙味汽水、两毛钱一根的蓝色包装的小个儿冰棍，还有一毛钱一块的香蕉味儿奶糖。
我敢说，那是我难得的幸福指数特别高的一天。从那以后即便是哥哥不在家，我领着妹妹们拿着蝴蝶风筝再怎么玩儿，也再也没有像这一天玩儿的这样尽兴。
后来哥哥上学忙，又出远门，我好多次和他说再陪我放一次风筝，都是由于各种原因忘记了。我后来也想了，或许只有那一次最珍贵最难忘，可能再去刻意寻找的感觉就不对了。
我和哥哥在他家后面的空地上放风筝回来，妈妈在舅妈家等我。她和舅妈正商量呢，看我感冒一直不好，痰的颜色也不对劲就决定第二天带我去医院看看。
做个透视，是肺炎，必须要打针才行。所以，那段时间，我总是会请上两节课的时间去医院打针。大概一共打了一个星期左右，记得打最后一针的那天天很冷，爸爸正好那天不用干活就陪着我和妈妈一起去医院输液。我血管本来就细，那天或许是冻着了，我的手到屋里还没缓过来，还是冰凉的。每次我都是担心新手的护士找不到我那么细的血管，针扎进去我的心都是忐忑的，就看见那天针扎进去之后回到输液管里的血是紫色的。护士还念叨着这血怎么这么紫呢！
父亲说“这家伙，挺有派头啊，还我们俩一起来陪你打针啊！”我不应该觉得这句话有什么问题，但内心最本能地反应还是相对沉默。后来我感觉不舒服，记得好像是恶心、头晕，医生就把针拔了，剩下的半瓶药水带着输液管被丢进了输液室套着大黑塑料袋的竹筐里，随着起身站起来，就听见了一声很清脆的声音。
每个学期邮局的工作人员都会去学校统计，有没有要订课外读物的，那个时候最平价，几乎每个家庭都差不多能够负担得起的一款读物就是《作文与考试》，一个学期24块钱，按月发到学生手中。
不过，也有一小部分的家长觉得给孩子花这个钱没必要，所以就不给孩子订。这学期老师问都谁不订，我跟着班里少数的几个同学举了手。因为我看见家里高高的衣柜上面的那只有点落灰的绿色鞋盒了，家里的钱都放在那里，有一次妈妈把它拿下来的时候，我看见那里面只有几张绿色的小票子，好像是两毛钱。
等到别的同学都发了新书，中午放学美哒哒地抱着书回家，互相看着的时候，妈妈问我怎么没有，我说我没有订。她问我为什么？
我说：“妈，我都看见咱家衣柜上鞋盒子里头的钱了，咱家都没有钱了！”从那以后，妈妈告诉我，什么都可以省，就是和学习有关的东西不能省，家里怎么没钱，就哪怕是借钱，也要满足我。
大概是这一年，我喝到了电视广告里的“露露杏仁露”，父亲从姑姑家揣了好几罐回来，说那玩意烧着喝好喝，罐子被烧得滚烫，倒出来喝上一口，甜甜的，香浓香浓的。从姑姑家拿回来的几罐钙片，父亲说那是补钙的，是那种大大的玻璃瓶，盖子是塑料的，瓶子里密密麻麻的有很多片。八九岁大概是人体发育成长的高峰期，也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只要一跑起来就感觉腿疼、骨头疼，没跑上几步就会开始喘，上气不接下气。
我还是特别特别懂事，什么好吃的、什么好玩儿的我都不要，因为我不想让妈妈为难，妈妈已经够累了。从记忆里，我也几乎没有吃过两碗饭，真的一碗饭就饱了，无论是什么菜我也只吃一碗饭。
后来听闻母亲说，父亲在老姑的木工厂打工，姑姑每个月只给父亲几百块钱的工资，而父亲也有家需要养。父亲总是哀怨生活的无奈，总是和我们说，小时候十二三岁就出去和大人干活，不想干奶奶就会拿着柳条追着他，追到父亲的姥姥家，然后使劲儿地抽父亲。而父亲的几十块钱工资也只会留下够买最差烟的几块钱，其余的全部交到家里。而奶奶可以给姑姑买许多好吃的，好玩儿的，而且姑姑还比父亲大三岁。
姑姑给几个孩子一人买一瓶小洋人牛奶饮料，其中也包括我。小卖部大量卖一种叫“傻妞”的牛奶糖，一毛钱两块。哥哥姐姐们说这一定是我不知道的吃法，把牛奶糖放在饮料瓶里，晃一晃再喝。他们嘲笑我什么都不知道，大概是没吃过吧！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嘲笑我，我总是对他们特别真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给他们，他们让我做什么、帮什么忙我也很乐意。我问妈妈他们为什么是那样的，妈妈说他们都瞧不起我们家，我只需要做好我自己，我不可以像他们学，嘲笑别人是不对的。
他们每家不是开着商店就是工厂，每次逢年过节，三辆摩托车都整齐地停在院子里，而父亲的那辆破旧的二手自行车，没有车筐、没有刹车、后车座也是后来焊上去的，就在狗窝旁靠着。
每年过年，三十、初一那两三天，家里人都会回来住。奶奶家有一铺大炕，我家的是铺小炕。每年都是爷爷去我家住，然后妈妈要回姥姥家住。妈妈说，有的时候大门锁早了，她要么跳墙出去，要么第二天一大早需要跳墙回来。
外面的大红灯笼映射到屋里，红色的光斑闪耀在铁皮水桶里，冻柿子和冻梨在桶里变成了一个个水晶晶的冰球，需要使劲儿把冰捏碎才有可能吃得到。长辈们比较钟爱大柿子，咬开之后甜甜的，不知道为什么从小我就不大喜欢冻柿子，我比较喜欢冻梨，吃起来清清爽爽的。
晚上爷爷睡得比较早，而爸爸还在和大爷们打牌，我就先领着爷爷回家了。二大爷家不用的茶几被妈妈放在了炕边上，寻思着能放点儿零碎的小东西什么的。炕边儿就是窗帘，电视被放在了地下的一个木头柜上。因为冬天太冷了，只有这样把炕用窗帘围严实了，才会感觉暖和一些，若是想要看电视了，那就把头从帘子里伸出来，而且只露个头。
我趴在炕上，咬了一口已经完全化好了的冻梨，使劲儿吸那里的水，特别甘甜，剩下的肉一开始觉得特别好吃，吃到最后不知怎么就不爱吃了。爷爷叫我看电视我不想看，就喜欢把窗帘的一脚系在茶几的腿上，然后我就蹲在那个小的只能蜷缩着的那个角落里，不知为什么自己就是喜欢这样，在里面哪怕就是发呆，只要在里面待着，怎么都好。
过年的时候，虽然偶尔长辈会给个三十五十的压岁钱，但那不属于我，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都是习惯性地交给妈妈。偶尔妈妈会给我十几块二十块的，算是压岁钱、也算是零花钱，总之就过年这几天给我花的。我会去家旁边的小卖部，买上两包糕点，一包是烤得干干巴巴的小方块形状的“炉果”，没什么太特别的味道，现在回忆起来，吃着比较扎嘴，但偶尔能吃到芝麻的香味。另一包就会贵一点，这种糕点在东北被叫做“牛舌头饼”，因为长得像牛舌而得名。是那种雪白雪白、特别柔软细嫩的板状薄蛋糕，上面沾满亮晶晶的晶糖，每一对脸对脸地贴好，整齐地码在袋里。一开始刚拿到手里的时候，甚至不会把两只分开，大口大口地直接抓出来吃。吃了一会儿就会想着把两只掰开来吃，但有时因为比较黏，沾得比较紧，掰到一半就从中间断了。后来，没有几年就几乎看不见有卖这种糕点的了。上高中的时候，县城里连锁的糕点店里曾有一季推出过“小牛舌头饼”，个人头不大，被整齐地码在纸盒里，外面的塑料包装上系着蝴蝶结。
过年的时候，妈妈说想要给我做一件唐装，就是电视里那些主持人主持春节节目的时候穿的那种。妈妈选择了一种红色的薄棉布料，这种衣服过了年开春的时候在里面穿一个毛衣正合适。可是很多成衣店都没有做唐装、旗袍用的盘扣，妈妈带着我，去了和她特别要好的一位阿姨家，那位阿姨也是学过裁剪的，没有在街里开什么店，只是在家偶尔有人找她做点衣服。
黑色的裤子，也是妈妈给我做的，做的衣服和买现成的衣服是不一样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我穿着这一身，生怕哥哥姐姐们说我土，揪着衣襟也不敢进屋，一想到他们张口大声讥笑的样子我就会瞬间呼吸困难、十分紧张、无比想哭。尽管紧张到不行，手心里都出了汗，身体里的血直接顶到脑瓜壳，胸口里的气管似乎被拉扯得越来越长，呼吸也显得更加漫长和吃力，尽管我拼命地希望它正常，这种无比难受的感觉也没有办法避免，它就像是一种疾病，来得迅速，但又救治不了。还是要进屋的、还是要过年的、还是无法逃避的。
有些意外，他们这次没有指指点点我的衣服，还有少数几个人说衣服好看。
还是和往常一样，吃饭的时候不说话，吃完饭了就赶紧下桌、拍拍屁股回家。在饭桌上他们总是聊着无比庸俗的话题，“谁家的二小子爹妈不给钱”、“谁家的大儿媳妇真是该死”、“谁家闺女结婚给了几万块”，而无论我张口说什么，他们都会反驳我，无论对错、无论真假，他们都觉得我说的不对，觉得我懂得东西少，接下来又是一顿讥笑。
吃完饭，天空微暗，空中微冷，伴着炊烟的味道，我揪着衣袖，走在去姥姥家的路上。明明知道路上不会有人盯着我的衣服看，也不会有人说我的衣服土，但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依旧紧张到不行。
张大娘看见了，说“胡杨这衣服真好看呐！在哪儿买的呀！”
“不是买的，是我妈给我做的。”
“艾玛！是吗？那你妈手还真巧！”边夸，我边开心地笑着。李爷爷见了我“大杨子，这美呀！”
推开姥姥家的大门，我就开始活跃起来，吆喝了起来！
“我！来！啦！”
“知道你来了，自打听见你开大门儿，咣当一声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来了！”姥姥和舅妈边说还边朝我嘻嘻地笑着。
“走，小妹，咱俩放炮仗去，你看大哥新买的！在刘二小卖部，一共就进十盒，我买来两盒就没有啦！”
“我不玩儿，我害怕（不敢玩儿）！”
“哎呀！大杨子来啦！快吃冻梨！”姥姥家的炕永远都是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穿着衣服我就和小妹们打起滚儿来了。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越来越胆小、也越来越敏感。我学着妹妹泡菜汤吃饭，结果剩下半碗没吃完，我说吃不了了，就自然地放下筷子了。结果奶奶就用特别特别凶狠的眼神看着我：“吃不了，用擀面杖往里塞！”我特别特别害怕，满脑子想的都是擀面杖被塞进喉咙的样子。我跑到外面、再跑到院子外，去小卖部转角的墙根下，我一不小心踩空了，瞬间滑进小雪爸爸的正在行驶的驴车下。那车就从我的双腿上压过，大家都过来扶我，小雪爸爸赶紧问我要不要去医院。后来也没什么事，我也就拍拍屁股回家了。后来，听大人们说那一小堆的土是那种黄黏土、下点雨就会特别光、特别滑。从那以后，每次去小卖部，走过那里的时候我都会小心地走过。不过，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用菜汤泡过米饭了。
平日里若是见了人，就哪怕是自己熟悉的人在对面向自己走来，短短的几秒钟时间里，我都紧张到万分。我到底要不要开口和他打招呼呢？万一他不记得我呢？那我岂不是要尴尬死！
从那之后，我一直都是，路上见了认识的人，一律不敢说话，除非对方和我说话，我会特别特别热情地和对方说上几句！
过去老人都会给孩子做老虎鞋、老虎帽、老虎枕头什么的。家里的几个姐姐都没有这个待遇。记得奶奶给哥哥做了一只老虎枕，用的都是当时罕见的金黄毛绒面料、做工也特别精细、针脚匀称。奶奶把这只老虎放在电视柜下层的玻璃柜里，整个一层里面只放一个内衣的包装盒，把老虎放在上面。平日里我若是说想要拿来看看，奶奶都是瞪着眼睛，一脸的不耐烦:“不给看！看埋汰了咋整！这还没用过呢！都是新的！”时间久了，我会去开电视，会趴在旁边的窗台写作业、也会去电视柜的上层找东西，但我唯独不会开下面那个柜子的门。其实，我也想有人为我做一个那东西，但是我又告诉自己：我才不稀罕呢！不过也有极少数奶奶和爷爷都不在家的时候，我拉开下面的玻璃门，把那只金灿灿的老虎抱出来，好好摸几下再原封不动地放回去。
奶奶每次出门看病回来，都会或多或少地带回来一些吃的东西，不过那些东西也不属于我，而我也从来不会主动去翻袋子什么的。我去厨房喝凉水，向屋里瞟了一眼，她正在给一个又一个的桃子扒皮儿。听见有人进来的声音就赶紧叫我:“胡杨！快，来吃桃儿来，再不吃就烂了！”童年记忆中，那桃子上面会有一些褐色的斑点，但吃起来真的很甜、还水灵灵的。
平日里无论与谁接触或者是说话，只要对方的脸上没有微笑的表情，我就会十分的紧张，说每句话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瞬间就会开始各种猜想，对方在想什么?因为什么而不开心?或者是我的哪些地方做得不好有问题呢！整个人也是极度紧张到无法呼吸、脑壳微疼。
年纪小不懂事也不记事的时候没什么感触，在我开始“懂事”之后，那种紧张的习惯持续了几年之后，我偶尔总会感觉自己有上不来气的感觉，需要特别使劲儿喘一下才能感觉舒服一些。
2005
这一年的春节，和往年一样，父亲一起干活儿的工友、妈妈的同学或者是一些亲戚会送给我家一些礼品。那些礼品和现在的差不多，一箱水果、一箱牛奶或者是酒。然而，这些东西几乎都不能被留下来直接享用，而是被转送给其他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只装桔子的箱子，那是表叔送的，上面刻出两排圆形的洞（这个设计很科学，是便于人们直接从那些小洞取桔子，而不用费力地开箱），整个箱体印着的都是深绿色的竹子，印着只特别可爱的正在舔食竹子的大熊猫。上面印着一只火箭，写着大大的“神舟五号”，之后的好几年里，那只箱子用来装家里杂七杂八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那样式虽然已经过时，但那却是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和往常一样，我在一旁漫不经心地玩儿着，二娘和妈妈就坐在床上聊着天。
“卖这玩意，也不像是卖吃的，不用怕它烂了、坏了啥的，就是卖不出去，啥时候货都在那儿，它也丢不了。”这是二娘对于开五金商店的描述。
这年夏天，妈妈才算是正式的创业。在街里租的门市，家里的一些积蓄，再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一些。不过，创业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第一次进货回来，把货品摆在屋里的时候，一眼望去货看起来是那么得少，准确说是没进来多少东西。
之后就是不停地添钱，到了季度还必须要进货。我对生意不懂，但是每天盼着的就是能够多卖一些钱，营业额的数字能够更多一些才能够安心一些。
那一年的时间，三口人住在阴面的房间里，再往里面是库房和厨房。那个时候我才比铁架子高一点，几十斤重的铁架子，每次我都是一步一步地挪。每到春秋季还有就是春节的时候都要进货，提前一个多月，甚至是更久就要准备资金。
我总是承受不了哥哥姐姐们的讥笑声，也总是最为敏感。姥姥邻居家秋秋姐穿小了的衣服，时髦的大娘总是会一包一包地拿给妈妈，她家的条件也好，秋秋姐比我大五岁左右，也全部都是时髦的衣服。或许是潜意识里，他们都觉得大花过得困难，所以他们有什么东西就都会想着妈妈。一件套绒式条纹夹克衫，颜色又是我不应该喜欢的褐色，实在话那件衣服放到之后的十年二十年也都不过时。可能那个时候人民刚刚富裕起来，农村种地的收入多了，外出打工的工资标准也高了，所以鲜艳的衣服多了起来。我穿上那件夹克衫，真的没有人比我穿着更合适的了，本身我就细瘦的身材，妈妈说我穿上之后像模特。为此我还叉着腰扭着屁股高兴地在屋里走了两圈，但发现父亲下班回来了，我就立刻冷脸变得严肃起来、立刻坐好，把刚才惬意的喜悦瞬间掐断，立刻烟消云散。
上学的时候穿上这件衣服却还是十分地紧张，生怕见了哥哥姐姐，二姐会不会拽着衣角说我这衣服是旧的，然后又被讥笑声淹没、窒息。在李老师给我批改作业的时候，她发现了我的“新衣服”，批改完我的作业抬头看我说“咦！胡杨换新衣服啦！新买的啊？真好看！”我一句话都没有说，拿着我的作业本扭头就回座位上去了。
大概是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我的气质开始凸显出来。班主任和其他老师在一起总是会说：“你们看胡杨多像大家闺秀”。虽然没有一点点心机和心眼儿，但也不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优雅，注意细节。若是遇到紧急的大风大雨天气，同学们在疯跑，我宁愿跑得慢一点也要走着走，实在太着急的时候才会迈开腿，腿抬得很低地跑上那么几小下。尤其是老师发什么东西，或是抢着买东西，我宁愿最后买不到也不会去挤。偏于农村的孩子喜欢在上下学的路上，边走边吃着零食，妈妈也从来没有刻意地告诉过我，可是我就真的从来没有在室外的大马路上吃过东西。
天变凉了，妈妈给我换上了长袖长裤了，和同学们一起去厕所的路上。那么一瞬间伴着灿烂的夕阳吹过来一阵凉风，阳光还有它温暖的热度，但我还是感觉到了深深的、不可扭转的凉意。季节告诉我夏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莫名的难受、莫名的忧伤，此后的好几年一到这个季节我都会有同样的反应。看着同学们澄澈激昂的目光，我确定这感受就我自己有。
也就是在这一年，母亲三次拜访石老师，希望她能收我做学生。石老师是那个时候镇上仅有的，学历资质最深的老师。也是在这一年我认识了涵涵还有章鱼哥。
开始的“魔鬼式”训练，完全是美式课堂，起初老师还是说一句之后随后立刻翻译过来，到了后来就全部都是用英文。老师说，哪怕是在大马路上的广告牌上有不懂的英文也要去查。
我心底里是不情愿去补课的，觉得还是多一点玩儿的时间好。我们的成绩都很稳定，几乎每次都是那个名次，我一直是倒数第二，少数的时候不小心就会当了“第一”。
那年去了两次公园，一次是姥爷带着大哥，我和妹妹。再一次是妈妈带着我和小哥。
哥哥打枪赢了一只蓝胖子的钥匙圈，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喜欢一切有关哆啦A梦的主题。和姥爷一起去的那一次，让我第一次体会到被忽略，被“抛弃”的感觉。那天我们想要去那个好多层的古楼上去，后来工作人员说只能到二楼，因为上次的事故封了以上的楼层。
当我转过身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没了踪影。那个时候小小的我害怕极了，站在高处，望见姥爷和那几个孩子已经走到了山脚下。我知道我根本就追不上他们，我只能直线穿过这片树丛。我那天穿的是一件半截袖和一条裙子，我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像是树又像是草，很细的枝条相互交错着。我特别特别害怕自己会丢，会找不到他们，我不停地拨开树丛，枝条划过我的胳膊，手臂，划出一道道长长的痕迹，有的深的地方可以依稀看见血。
我终于走到了山脚下，他们正穿过一条河流，我风一样地飞奔过去。我刚想说我刚刚经历了什么，还没等我张开口。
“咱们一会儿......”姥爷回头和我说，几乎是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我刚才不在。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被抛弃的感觉，我没有其他孩子一样的大吵大闹、大喊大叫。下了客车回到街里的店里，妈妈也没有发现我胳膊上的伤，我说我很困，就躺在海绵垫上睡觉，我侧着身子把胳膊压在下面。
石老师就只带出了我们这批学生。一个大圆桌子上，我们七八个学生围坐成一圈。那是年画的背面，贴在墙上就是一块白板了。
我们好多孩子是第一次看见白板笔这种东西，觉得真的好神奇，竟然可以用抹布擦掉。
我觉得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止是专业知识，还有更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我们是每周二、周四和周六周日上课，也就是说上完一节课之后可能好几天才能再次见到老师。
我回来之后就开始背单词，我坐在商店的后屋里，就只有我一个人。老师说了，一定要大声地读才能更好地发音，才能记得牢。单词dictionary，我实在是记不住是怎么读的了，但我觉得必须要把它记下来，后来我是硬记下来的。
等到了老师家，老师考单词的时候，我写在纸上了，我还庆幸她读的是英文dictionary呢，我就在纸上把那个死记硬背的单词写下来了。老师无意间问我，这个单词怎么读？我当时就懵了，回答不上来。
老师很生气，整个晚上什么也没有讲。不会读就开始背，这个是不对的。老师说我们是花着父母的钱来的。那个时候每个孩子一个小时是五块钱，但是每周上的课还是挺多的，对于每个家庭来说也是一笔开销。
了解一种语言，那就从了解这个国度的国情和风土人情开始。从小母亲就希望我能够去美国，基于从小所受的西式教育，让我越来越喜欢这种语言。
我会帮妈妈忙活，有一次五一放七天假，我两天就把所有作业都写完了。写完之后，我每天白天帮妈妈卖货、晚上帮她收拾，记得那几天我过得特别充实。
二堂姐和大堂姐家都是干这个的，记得有一天二堂姐看见我穿着旧衣服戴着破手套，带着特别骄傲的语气说：“我从小到大这么多年都没帮我妈收过摊儿。”我得帮我妈呀，我多帮她干一些，她就少辛苦一些，她就能早个几分钟关门进屋吃饭。
创业是苦的，什么钱都舍不得花。
父亲不在家，我和母亲都是不做菜的。她总说对付一口，每天晚上关门之前，我会在电饭煲里放一碗米。等到母亲收拾完，她会给我拿一块钱去买两包乌江榨菜，再或者是一块钱三根的鸡肉肠。我一直都特别喜欢那个米饭纯纯的香气，就着香肠。
我什么也不会做，我只会用电饭煲焖大米饭吃。爸爸不在家我和妈妈就是对付饭，剥了两根葱，我把葱切成一片一片的，摆在盘子上一圈一圈的，然后在最中间的地方放勺大酱上去，只是我唯一会做的东西。
那天妈妈太累了，心情也不好，收拾完外面的东西进屋的时候，就开始发脾气，说我干嘛去了。我知道她不是故意的，结果我就特别委屈地哭了，我和她说我是在屋里焖饭做菜了，我给她指着我切的那一盘大葱和准备好的热饭。
她连声和我说对不起，把我搂在怀里，给我擦眼泪。
放寒假妈妈就把我遣送到姥姥家，让姥姥把我送到李老师那里补语文。告诉我补课期间就住在姥姥家不准回家。
可是我根本就不愿意，我根本就离不开妈妈。即便妈妈开出条件说每天给我多少零花钱我都不愿意。我就躲，往哪儿跑呢？往奶奶家跑。妈妈到奶奶家找我的时候，我还蹲在后屋不想出去呢。
虽然每天我可以买什么吃都行，可是我还是想妈妈。晚上我坐在姥姥家的炕上的时候，拽着姥姥家灯绳上的那只粉色的塑料小猴子，望着窗外，十分十分地想妈妈，那种想念的滋味，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无论我买什么好吃的，我打开袋子自己再怎么想吃，都要先拿给姥姥尝一口之后自己才能开动。
这一年，在小卖部第一次看见有卖鱿鱼丝的，是那种很小很小的一包，每一包都被订书钉订在了纸壳条上，然后挂在了货架旁边。一包是一块钱的售价，但我每次只会买一小包，几乎很少有买两包的时候。打开包装，拽断一小根细丝，嚼在嘴里特别鲜。把那一小袋用手捏着，走到家，揪出来一大块递给姥姥：“姥儿，你吃！”
“这是啥玩意啊？”姥姥还没反应过来，眼神有点迷茫地回头。
“姥儿，这是鱿鱼丝，你尝尝，可好吃了！”我赶紧把鱿鱼丝塞到姥姥嘴里。姥姥吧唧了一下，看她的表情感觉味道还不错！
父亲从姑姑家带回来几根粗木条，一大张表面光滑的纸箱板（就是用来装修的那种）。父亲在前屋的商店里开始用锤子叮叮当当地钉着。钉好之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架子，它更像是一个桌子，在它的侧面用图钉把原先家里炕上的小短帘按在了上面，把这个“家伙”放在炕上真的解决了不少问题。可以把被子和衣服都放在里面，柜子的上面还可以放些小玩意。炕上有只小窗户，和后厨房相连，冬天的时候，厨房是没办法取暖的，所以那只窗户也就一直没有开。
母亲叫父亲去弄几块木板来，给窗户打上隔断，让我把从小到大的书，甭管是教材还是课外书都统统都码在那上面。我记得房东阿姨来串门儿的时候还夸赞了一下：“这书这么多呢！”
“是啊！从小到大的书都在这儿了”
家里有个小炕桌，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桌子腿儿的一根小铁管断了，但也不影响使用。只要是父亲不在家，妈妈就会给我拿两块钱，去对面的食杂店买两小包榨菜，剩下的一块钱让我买三小根鸡肉肠。
所以，我经常是从食杂店里出来，一手拿着榨菜一手握着那三根肠，然后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再迅速地跑回对面的家里。有的时候，若是赶上下雨，尤其是过往车辆比较多的高峰期，街上全部都是车轮碾压过的黑泥巴，跑过去之后雪白的脚趾上都是黑泥巴，甚至还会崩到大腿上。到了家门口就赶紧叫妈妈快拿水来，妈妈或是拿着水瓢、或是拿着脸盆，朝着我的脚泼上来，立刻就干净了。
抖抖脚上的水，还是潮湿冰凉的，盘着腿坐在小炕上。妈妈打开地上的小电饭煲，拿出三个小饭碗，一人一碗热腾腾的饭，把榨菜倒在另一个空碗里，就着亮晶晶、粘乎乎的米饭，吃上一口咸菜。米饭在嘴里是甜的，很甜很甜的，它不光甜，还解饿。我也喜欢鸡肉肠和米饭的融合，没什么味道，但却好吃至极。
妈妈又在为秋天没有钱进货而烦心，嘴角又开始起泡、溃烂、结痂，可是她不敢和父亲诉说，更不敢和父亲商量。母亲满脑子想的就是可不可以向老姨、向表舅借上两千块钱。我也整日为这些事而发愁，在农民收割庄稼的旺季，这么关键的时刻要是没有钱，进不来农用工具和新货，那么好不容易积攒的那寥寥无几的客源会不会彻底失掉呢？
即便我从早愁到晚，我也是帮不上什么实质性的忙的，除了和母亲坐在一起眉头紧锁，反复想还是想不出来主意。
过生日这天，我还是照旧回家，心里寻思着，家里在街里开了商店了，怎么着日子也好过一些了，中午不知道会不会有好吃的。一路上，我还在为家里没有进货钱而闹心，整个吃饭的过程中，我也闷闷不乐，高兴不起来，无精打采的。母亲说晚上再叫姑姑们来吃饭，姑姑说今天要去蛋糕店给我买蛋糕。
虽然终于可以吃到生日蛋糕了，但是忧愁的心情却还是把我那无比激动的心情遮挡得严严实实的。妈妈一边剥鸡蛋一边开心地和我说话，见我一直不乐呵，就把水瓢里的鸡蛋推到了一边，水瓢里的鸡蛋壳和没剥完的蛋撞起大大的水花，落在桌子上。母亲一巴掌接着一巴掌狠狠地打在我的脸上。至今还记得那嘴巴子麻酥酥和着咸咸大鼻涕的感觉，太酸爽了。
到了晚上，二娘一家和姑姑一家都来到我家吃饭。姑姑骑着摩托车回来了，提着一袋子橄榄状的无水蛋糕，她说很遗憾，没能买到生日蛋糕。大家就像过年吃饺子一样一人拿着一块蛋糕吃起饭来。
妈妈的远方亲戚马浪浪，那女人大眼睛双眼皮、红彤彤的脸蛋、十分高挑的个子，烫着中卷的长发，每天穿着西装骑着一辆大自行车。她除了卖保险，还卖化妆品，她为母亲介绍了这套化妆品的好处，并且亲自示范涂在手上，母亲真心觉得东西不错，也就买了一套。一个十分精美厚实的盒子里，放着几小瓶的液体。母亲说洗面奶不用那么浪费，只需要挤得和黄豆粒那么大的就够了。而多年以后回忆起来，记忆中母亲的洗面奶从来没有挤过条状，全部都是粒状。每次洗脸的时候，她都会把脸和手全部沾湿好几次，以确保绝对的湿润，然后把洗面奶掐在手里，小心翼翼地挤着，若是挤得多了，还要想办法再送进去一些，边抿，还会边说:“哎呀妈呀！挤多了！”
妈妈用完化妆品，但她不会把盒子或者瓶子摆在明眼的地方。而且，她还特地告诉我，不要让姑姑看见，因为我家还欠着姑姑家的钱呢，她不想让姑姑看见她用这么好的化妆品。可是就是很不巧，有一次姑姑和哥哥来到了我家的小屋，坐在炕上聊天。看见那只化妆品盒子，姑姑随口问“：这是谁的啊！”我瞬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妈妈说过不可以让姑姑看见，随口说了句：“我不知道！”然后我就赶紧跑了出来，脸涨得红红的、呼吸急促，紧张到不行。
“妈！刚才我老姑问我那化妆品是谁的了！我说不知道！咋办啊！妈！”
“哦，没事儿！”
那个时候，街里的街坊处得都不错，没事的时候总凑在一起聊天。对面蛋糕店每次烤出来新品来，妈妈总会给我买上一些，虽然永远不是像很多人一样买上一大包，但我也会很知足。两块月饼，妈妈用塑料袋裹着，边看道路两边来往的车辆，边大步跑着，跑的时候身上挎着的钱袋子不停地晃荡，袋子的绑带不停地抹着脖子，妈妈努力地一手压着摇晃的包，一手握着手里那两块月饼，走到家门口塑料袋子的口也没有来得及系，崭新的塑料袋上没有太多褶皱的痕迹。
“大闺女！快趁热吃！刚烤出来的！”我握在手里还有余温。曾有国外报道称外国人尝了中国的月饼之后，说感觉就像是在舔干燥的墙。而那块酥脆坚实的月饼的温度，就像是冬天里土炕上永恒的温度一样，握在手里一直一直暖下去。掰开之后，里面的花生仁儿都是油亮亮的，咬起来特别好吃。邻居的大妈们也在七嘴八舌地站在当街，讨论着月饼：“你说这现烤的月饼咋这香呢！”
“你不知道吧！这月饼都是用油和的面！”
“要不咋香呢！瞅着油汪汪的哈！”
妈妈给我买回来两只巧克力饼，长得很像达利园的巧克力派，但是它的个头比达利园大，而且也更柔软一些，中间部分夹的是甜甜的糖浆。那个时候的巧克力更纯一些，握在手里，吃着吃着就化了，弄得袋子上、手上、嘴巴上都是巧克力。对于平日里都不大吃巧克力的我来说，简直是特大的福利。
夏天的时候，妈妈见对面装潢商店家的儿媳妇穿的拖鞋好看，便想着给我也买一双。那个时候我的脚就已经长到40码了，鞋店里最大的码是39号的，因为是标准码，再加上是拖鞋，所以我穿上之后，基本看不出来小。鞋垫面像是那种光滑的鳄鱼皮材料的，卡脚趾的地方有一朵咖色的小水晶花，鞋面上有只金属的小夹子。可是穿了一会儿之后，前面就开了一点胶，正常鞋子是不会出现这样问题的，母亲问我是否是实在喜欢这双鞋。店主和母亲是熟人，也就不值得抱着鞋去她家找她修鞋了。母亲把家里的101胶水拿出来，把鞋粘好之后放在了家里的鱼缸上面。妈妈告诉我，要睡醒中午觉之后才可以穿这双鞋。
妈妈见对面粮店家小丫头的裙子好看，就拽着人家的裙子，裙摆的花边抻直了之后，妈妈说她知道这裙子怎么做了。那个时候热播的超级女声们也都流行穿这种不规则的裙子。妈妈去成衣店挑选布料，挑来挑去，看重了一款白色纯棉上面带很细的不规则小孔的布料。母亲花上两个半天儿，就用缝纫机把这条裙子给做出来了。
邻居们都说“大花，你可真能耐！做得可真好！”虽然没有那个小女孩的裙摆蓬松，但对我来说已经是一条最好的裙子了。中午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把那条洁白的裙子脱下来，对折之后再对折，放在手里，觉得特别像那种小清新的小女孩风格。
而姑姑或者是姐姐若是来了，我就立刻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用手揪起裙摆的一块，攥在手里紧紧的，呼吸特别特别急促的，面无表情的赶紧走进屋，又生怕被她们看见。但是既然是穿在身上的新衣服就一定避免不了地会被看见，除非你不穿。似乎，对于我来说，她们说上一句：“哎呦！还整个这样式儿的裙子穿上了”对于我来说就像要了我的命一般。
后厨房的小窗户射进来无比灿烂的阳光，深夏无比柔软温暖的空气填充着我的左右，可是我的胳膊还是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手指尖、脚丫子和大腿根儿还是冰冰凉的。呼吸急促到胸口再一次发紧，我下意识地搓搓胳膊，妈妈又赶紧叫我出去：“胡杨，你看！你老姑、你二姐她们来了！”
当我用一只手握着另一只细长得没有什么肉的胳膊走出来之后，发现她们似乎并没有太在意我的裙子。我胸口的气息渐渐放松，可还是会有一丝沉重，我学着一年级班主任的样子，把双手扣在一起，把手指尖握在另一只手的手心里。可是，过了许久还是凉的，和这个温暖的夏天格格不入。外面在酣畅着吃着冰棍、扇着扇子，而我却急切地想盖上一层被子，尽可能地把自己捂得暖和一点。
其实，妈妈做饭不怎么好吃，我的烹饪灵感绝对比母亲多了许多。但是母亲没什么事儿的时候还爱研究吃的，即便是条件有限。和面、发面、把面搓成长条、再把面拧成麻花劲儿，最后下油锅里炸。
可能是平日里也吃不到什么东西，便觉得味道还不错。麻花比较短、也比较粗，有的尾巴没有拧好，结果到了油锅里一炸就开花了，我手里握着那根短粗的、尾巴炸开花的麻花，对妈妈说：“妈，你炸的这麻花咋这么像猪蹄子呢？”虽然吃到嘴里感觉有点硬，有些扎嘴，但我写作业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熬夜看电视饿了的时候就会抓来几个吃。
小双妈妈做的辣椒酱给我家拿来了一小盘儿，红红的、甜甜的，和在米饭里特别好吃。之后的很多年里，只有在秋季的时候偶尔能吃上一些这样的辣椒酱，再后来自己也做过一罐。
我喜欢给小娃娃做衣服，妈妈带我去她朋友的成衣店溜达。缝纫机旁的边角料吸引了我。阿姨见我那么喜欢，就随手拿起大大的长长的剪子来：“孩子喜欢布嘛！姨给你剪一块，拿这个回去给小娃娃做衣服！”
在店里，我会看服装样板书，有很多种类、也有很多颜色的不同款式。每看一个我都希望自己能够深深的记住，有时间就给小娃娃把衣服给做出来！
记得有一天深夜，是已经快十一点的深夜了，我在用那件过时早已经不再穿的一件奶灰色背心给娃娃缝裙子。缝着缝着，我就一瞬间觉得特别的难受，那种控制不了的难过。感觉屋里有些凉，自己一瞬间悲伤至忧愁到极点，回头望了一眼正在被窝里熟睡的妈妈。我试探性地摇晃妈妈的肩膀，她睡意朦胧地眯着眼抬起头来问我：“怎么了？大闺女！”
“妈，你说你要是死了我可咋办？我害怕......”特别柔弱、特别轻的一个声音。
“别瞎想，妈不能死，妈永远陪着大闺女，奥！睡觉吧！”
“那......妈，你搂我睡！”
“行，快进被窝吧！”母亲用胳膊支撑着被子、敞开让我进去。我一头扎在妈妈温暖的被窝里、扎在她的脖子下、头发里、咯吱窝旁，就像是一只刚出生的小奶狗一般，贴在大母狗的怀里，闻着她身上的味道、感受着她的体温。
店里整理货物，总会闲置出来许多空箱子，看着箱子我和妈妈说，我想用胶带粘贴，制作一个房子。妈妈把整卷的，还没有用过的新胶带递给我：“随便用，箱子不够或者是胶带不够用，妈再给你找，我看看我大闺女能设计出什么作品来！”
我记得自己粘了好久，在里面设计了楼梯、箱子外面设计了小门。父亲下班回来，低头扫视了一下我正在摆弄的东西，说：“整这玩意倒有啥用？净祸害那胶布！”妈妈说不用理父亲，她是在锻炼我的能力。
（很多家庭的条件不同，可能有的家庭会带着孩子实地去科技馆、去少年宫做各种模型，可能那些费用对于那些家庭来说都是九牛一毛。当然，也有可能有的家庭，他们连纸壳箱和透明胶带都支付不了、或者说是不愿意支付；还有更多更多的家庭可能只能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但无论如果，我感激我的母亲为我创造的条件。）
我还记得这一年是狗年，过年的时候我和爷爷坐在一旁看春晚，剥晚上要用的蒜。他们就在炕上包饺子。
我剥开好多花生粒，在桌子上摆出爷爷的名字，他看见了就好开心，我也对着他笑。因为姥姥教过我擀皮，而且我都帮姥姥包了那么久的饺子了，我是真的会包饺子，我想去帮他们包。我伸手要去帮忙，结果奶奶就把我的手打下来了，瞪眼冲我喊了一声：“我信不着你！”我至今都忘不了她那快要发光的眼睛，使劲儿地瞪了我一下。
记得有一次奶奶和姑姑在一起包饺子。我就一边和往常一样傻了吧唧地玩儿着面团呢。
多年以后回忆起来是这样。
“大志可真是孝心啊！”奶奶想要在姑姑面前夸夸姑父，可是她又不会说些什么。奶奶脸上谄媚的笑我至今都记得，姑姑家有钱，所以，她也总想着讨好姑姑。
记得姑父的父亲，也就是小哥的爷爷死的时候。听姑姑说，姑父喝多了回来就冲着姑姑喊，要不是把老父亲送到他的兄弟家，老爷子能那么早就死吗？老爷子有的时候吃的剩面条子都冰凉。
母亲决定放弃，买卖赔了，甩了一段时间的货之后，我们回家了。母亲是一个到什么时候都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也不会失望或绝望。
二伯他们还在家的时候，没有做买卖的时候用的沙发堆在那里，扶手的地方已经塌了，也脏得不行，是那种老式的。她想是不是可以买布给它重新包一下呢。她考虑了好多种布料，后来决定用那个稍微带一点毛的深绿色上面带小黄点的。后来我看见过有人把和那一模一样的布料穿在了脚上，那应该是用来做鞋的布料。
把旧的沙发扒开，里面满是尘土，原来塌陷的地方找了根木条订了上去，和原来一样。她量好各个地方的尺寸之后就在缝纫机面前忙活着，把做好的沙发套装上，有的地方用钉子固定。沙发上面的垫子也是她一个一个做出来的。
她小心翼翼地把沙发头和扶手上面的烫金塑料绑带上的小图钉抠下来，生怕弄坏了，毕竟这沙发也已经用了至少十几年了。用缝好的罩子把沙发包好后，再把塑料条原封不动地订装上去。
等做完之后，真的就是一个崭新的沙发展现在我们眼前了。母亲还说呢：这可真合适，买布料一共花还不到一百块钱呢！
那个时候两块钱一个小布袋，我们都管它叫补习袋。旁边不小心刮坏了一块，母亲就把多余的地方剪了下去，用缝纫机匝得更结实了一些。虽然比原来小了一圈，可是我补课用的书是正正好好地放进去的，每次拎的时候都觉得好轻便、灵巧，不会像从前书在里面晃来晃去了。
我记得，那是妈妈在B市新华书店一楼给我买的字典，是那里最贵最好的，里面是带彩色插图的。我和爸爸都爱看那里面的插图。没什么事儿的时候，我爸就说：“来，把大字典拿来给我看看。”然后就看得津津有味。
每次补完课之后，天都已变深蓝，指尖微凉地拎着书包袋子，站在铁路旁，看看左右有没有火车要经过，确认没有之后，迅速地晃晃悠悠使劲儿踩着陡峭的碎石堆一口气蹬上铁轨，然后就赶紧跑过去，又迅速踩着陡峭碎石堆下来。最后还有一个十分陡峭的坡，走得慢了也会一直是不稳的状态，倒不如迅速跑下来。
从那一年开始，母亲开始给我买核桃吃，不过不可以多吃，每天只能吃两颗。后来听母亲和父亲说起，核桃要四十块钱一斤。母亲说，我学习累需要补脑，而核桃正是补大脑的。
那个时候，在广阔的东北平原地区，许许多多的城镇是没有卖核桃夹子的，要吃核桃全部用砸。“金贵”的核桃舍不得用砖头砸，都是用家里敲敲打打用的小锤子，找到一块光滑、宽敞的区域，都准备好了之后再开砸。若是有一小块被砸飞了，就立刻飞快地在附近区域寻觅，把砸开的核桃都小心翼翼地放在手心里，放在桌子上面的一张纸上，最后用牙签一点一点地把里面的果实全部剃干净。
2007
买卖赔了，整个冬天几乎看不到母亲的身影。她总是去赶集，去便宜把剩下的货卖出去。
奶奶又生病了，母亲掏出兜儿里的全部200多块钱，不到300块。父亲骑着自行车去给奶奶买药和注射液，买了一些水果，就剩下十几，二十几块钱。
石老师那里要学费了，只能从姥爷那里拿。而这几乎是之后的常态，我的学费，几乎都是一个个的200，就这样从姥爷那里拿的。
2007年端午
这个节日恐怕是和他们过的最后一个节日了。奶奶提早就告诉我们，他们要卖房子，言外之意是，我们必须搬出去。
听说，是姑姑说：“妈，我给你们买房子，你俩搬街里去！”其实，到最后奶奶去街里买
房姑姑也没有掏一分钱，他们是知道我们做买卖赔了，怕我们拖累爷爷奶奶。
和往常一样的，他们在屋子里“歌舞升平”。我们一家三口人就在仓库里商量着要怎么办。铁路家属房一万块钱就能买上一个小院子，可是很小很小，房屋的间距也很小，小小的巷道才勉强过一辆车。
张利家的房子平日里也不精心整理，母亲大概估计了一下，就是修理费用就得1万块钱左右。
还是一如既往的，节日的桌子上有着丰盛的晚餐，有很多肉、很多菜。不过，那享受的快乐并不属于我们一家三口，我们一点吃的心情都没有。
“爸，你不是把我们一家三口往死里逼吗？”
“谁逼你了？”
“你让我们怎么办？拿啥活？”
“你怎么和疯狗一样烂咬呢？”说着，爷爷那只浸满油渍的大手，又因为找不到卫生纸而在裤子上揩了一下，两下......
奶奶的右手攥着一大把带着油渍的筷子，她的那件印着红色牡丹的黑色半截袖掖在裤子里，裤绳勒得紧紧的。她脖子上的青筋抽动着，面部一如那朵牡丹一般地“叫嚣”。
我害怕极了，我躲在我们三口人住的那间仓库下坡的一个夹角那里，我无助地一遍又一遍地卷着手里的那本英语书。
豆豆跑过来，用着它那双水汪汪的黑眼睛望着我，它知道我不喜欢它用舌头舔我，就用下巴使劲儿地戳着我的大腿。我把它搂在怀里，似乎哭得更使劲儿了。它就乖乖的，一动也不动地让我抱着它哭。
我显得没有出息，哭了那么久。我真的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那样。
姑姑喊着哥哥，大声说：“走，儿子，以后再别上他家来。”还记得那天哥哥手里拿的好记星，那里面正放着何洁的《快乐宝贝》。他边走边望着蹲在角落里哭的我，他像是懂些什么似的。
对于自己所受的委屈与苦痛，有些时候，你只能忍受。父母亲没有和他们争吵，没有说多余的话。而我觉得一家人就应该齐心协力，共同客服困难。而作为父母，即便是帮不上儿女，也不应该抛弃或者对自己的子女置之不管，甚至是用心计。
最终，姥爷给我们拿了一万多块钱，又向别人借了一些，爷爷奶奶以两万多块钱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我们。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了，别提有多高兴了。
奶奶家住了这么多年的房子，黑咕隆咚的后厨房、凹凸不平的地面，满是灰尘的天花板，母亲说她想好好收拾收拾。
我们把卧室和厨房之间的墙打开了，准确说是向外延伸了，建成了一条通向厨房的走廊，也就是刚推开门右手边就是一个门。进去之后是非常宽敞的一个大厅往里走就是炕，旁边放着沙发，再往南是电视。外屋就放着洗衣机、缝纫机，那整片空地真是宽敞。父亲把老板家不要的花抱回家，母亲说这么稚嫩的枝叶长得特别像竹子，所以就管它叫“台湾竹”了，把它放在两个房间中间的部分。
母亲整天和李姨出去给人刮大白挣钱，她总算是学会了，正好给自己家的房子刮刮，好好收拾收拾。那几天家里到处都是涂料和刮墙的腻子粉，无论每天多脏多累，母亲也总觉得是值得的。
原来的棚顶实在是太脏了，母亲想把那些统统都扯下来换新的，当扯下来的时候，发现那里面有两根房梁都快折了。刚刚买了房子，况且这买房子的钱还是借的呢，手里哪还有多余的钱啊！父亲和母亲说，要不然他上山偷着砍两根树吧。我听着这话也跟着上火和担心，那个时候我还小，心里就一直担心着要是被人发现了那可怎么办？
后来他们用仅有不多的钱，估计又朝姥爷借了些，买的树，找了许多亲戚朋友来把房梁换了，顺便也买了许多包天花板的塑料布，重新修整了天花板，总共花了少说几百上千块钱，买肉买鱼在家请亲戚们吃了顿酒席。有许多菜都是平日里吃不到的，但我还是喜欢吃素菜，还是喜欢单纯的白米饭嚼在嘴里甜甜糯糯的感觉，感觉只有这样咽在肚子里才舒适、平淡、安心。
院子里都是破破烂烂的，奶奶家住的时候院里的墙都是参差不齐的，估计是几十年的土墙了，多年雨雪的冲刷和各种原因，让墙体变得特别薄，也是东缺一块西缺一块的。大门也因为年久失修而变得歪歪扭扭，其实大门本身没有坏，只是镶嵌它的墙体太薄了，它就像是一只轻快飞翔的小鸟，翅膀不再有力了。儿时记忆的很多年每晚天黑后，爷爷都会拖着大门，然后用大铁链把两扇门用锁头锁住。若是遇上下雨天，土地上都是泥泞的，需要使劲儿推大门才能关上，推过之后地面就会凹陷出一条长长的沟。姥爷家是砖墙、院里也都是砖地，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而我细回想起来，去别的同学家串门儿的时候，也大多都是土围墙，可是她们家的大门都是距离地面好高的位置，关门的时候都可以轻快地把门弹来弹去，门栓也可以轻轻松松、毫不费力地插进去。而我家的，从儿时记事起，因为大门下坠，所以门栓成了摆设，大门不在原来正确的位置，塌了下来，所以爷爷就会用很长的一坨不用的铁链缠上去。
母亲想把墙推了，好好重新砌一下，记得那几天舅舅们过来帮忙，整整弄了将近一个星期，有人用车拉土来，有人用铡刀把干草切割成块，有的人和泥。虽然是泥草墙，可那却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墙，那个时候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一车的砖头也不值几个钱，很少有人家会这么精细地去砌土墙了。它整齐划一，和砖墙一样笔直，就连在墙面上依稀能够看见的干草的形状和裸露在外面的长度都是一样的。或许，这墙还太过稚嫩，没有其他家的墙面光滑，但我又觉得特别特别的结实，大门也是被卸下来之后重新装上去的。
我们的困难时期里没有什么可以吃的，那一年院子里种了满满的西红柿，是奶奶搬走之前种下的。没事的时候我就喜欢挎着姥姥给拿的精致小花筐，去一个一个摘到篮子里。那个时候还很小，但心里就是知道自己应该懂事，应该把这些给大舅家送去一些。所以我就一路走走停停地硬是把那满满一筐的西红柿拎到了大舅家。大舅说家里都有柿子呢，我向他家的院子一眼望去满园的西红柿，比我家的个头都大。我就和舅舅说自己家的柿子实在是太多了，就给他们拿了一些。
妈妈忙的时候，我就会做一些简单的，把西红柿掰碎、撕一些葱、放些大酱和味精，最后搅拌在一起就能吃了。
这个困难的时期对于我来说买上一根香肠和方便面的时候也是非常珍贵的，只有我特别特别不想吃饭的时候才会去买。我不会用煤气，就只会用电饭煲，水开了放进去煮。有的时候父亲会顺便说一句：“哎呦！天天吃小锅啊！”而我每次听到这句话都是莫名的浑身难受，就赶紧想把东西吃掉，并且发誓告诫自己下一次煮的时候最好不要让他看见。我无比紧张，反复想着父亲的那句话和说话时轻蔑的语气和表情，冷着脸把整顿饭吃完，又赶紧把碗里的汤和锅里的汤底倒掉、刷干净处理掉。
家里后面的院子种玉米，在夏天农村要“灌地”，也就是给庄稼浇水，有的人家一浇就是一下午。妈妈戴着草帽在后院子灌地，大汗淋漓的，她给我拿钱去买雪糕。那时候流行一种雪糕叫“清凉茶”，橘黄色的包装，奶白色的一小层咬开之后全部都是小冰晶，谈不上有多好吃，但绝对的清热解暑。后来小卖部上新了一种雪糕，墨绿色的包装皮以为会很贵，但也是五毛钱，在之后的好多年似乎也一直没有停产、比较热销。我让妈妈尝尝新口味的雪糕，虽然巧克力脆皮很常见，但是我第一次大口咬下去之后吃到了一块很大的巧克力，这让我太惊喜了，我想让妈妈吃，而妈妈想让我吃。在温暖的夕阳余晖下，在田间地头，在房前屋后，这是属于我们俩的快乐，只要和妈妈在一起做什么都是开心的，做什么都是幸福感爆棚的。
二十世纪初的那几年，都流行养貂，就是用来做貂皮大衣的貂。妈妈总是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凑了点钱，也养起了貂，不过不像有的人家养得那么多，我们家的貂舍一共没超过三排，总共加起来不过二三十只左右。母亲为此还买来了水貂养殖的书籍，听闻三姨姥爷家养貂赚到钱了，小舅舅的学费亏了这些水貂卖的钱，母亲便更加地下定决心好好干，好多赚点钱。母亲听说有的养殖户会给貂放音乐听，为了让皮毛长得细腻漂亮还要给貂改善伙食。妈妈说，那怎么办呢？家里虽然没什么钱，但还是花十块钱买了三斤小鱼分给了小貂吃。
在没有等到客商来收貂皮之前，貂皮要被工具支撑好，记忆中母亲用类似食盐的东西处理好，再用塑料布裹好，冷冻保存。为了能够有保存貂皮的冰柜，妈妈计划着买一个，正好三姑奶家有一个旧冰柜，其实说旧也不旧，买了才一年多，只是因为家里有冰箱了，所以想要处理掉。不知道那个时候市场价一台冰柜是多少钱，但最后三姑爷是900块钱卖给我们家的。我至今还记得那冰柜打开之后还是新新的，里面柜体的金属材质是特别干净的白银色。
在那个农村孩子能买个三块钱的饮料抱着满街跑都算奢侈的时代，在人们上街宁愿骑摩托车或者步行的时候，姥爷出门总是随手买上一瓶雪碧，不爱骑他的宝贝座驾自行车的时候就打车。听闻我家买了冰柜，小妹开心地说：“去我大姨家喝凉水儿去喽！去我大姨家喝凉水儿去喽！”夏天终于可以不出门就能喝到冰水了。姥爷家有很多大号的雪碧瓶，都是姥爷平时喝完准备着猴年马月碰着收破烂卖了的。妈妈手里拿上几个，小妹和我也一人拿上几个，就这样几个人抱着一堆瓶子欢天喜地回家了。我们是用这些瓶子装水冻起来的，而我习惯什么都不用管的时候冻上半瓶，即便被冻得杠杠硬，我也可以随时拿出来倒里一些恒温的水，不一会儿就变成了冰水。或是只冻了外面一层冰，只需要一拳头打下去，冰就被击得粉碎，妥妥的一瓶超级冰的冰水就好啦！
有一次，买了一瓶果汁，果汁喝干净之后自然就会用果汁瓶子装水冻起来。可能是那个残留的果汁没有洗，母亲在喝那一瓶的时候说：这水真好喝！有股清清凉凉的果汁味儿。之后母亲对父亲说：“胡平啊！你说这有果汁的瓶子装的水这么好喝，哪天咱们买瓶果汁往每个瓶子里头都兑点儿呗！”父亲没有言语，他也不是闷葫芦，他也没有感到丝毫心酸，他觉得这是生活中再正常不过的想法了，甚至觉得这也是作为女人的职责所在。
在这一年，妈妈和我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家里能够有一台摩托车，能够偶尔一家三口去街里溜达溜达，买些吃的回来。
我总是喜欢看电视里教做菜的节目，主持人解说需要的“耗油、香油、鸡精......”类似于这种调料在我家和奶奶家都没有，我们只有常见的盐、味精和花椒。后来我知道街里的菜店差不多都有。姥爷家想买什么菜就买什么菜，但记忆中母亲却很少去那里买菜。
父亲说：“作为一个女人，不可以懒，也不可以馋。”所以，从小到大我都不知道馋是一种什么感觉，也从来没有从我的嘴里说出过这个字。而我的女同学，也常常从嘴里喊出来“我馋辣条儿了，回家朝我妈要钱买去”、“我馋那个新出的脆脆肠了，不行我得让我奶给我买。”所以，在我的世界里从来没有馋的东西，也只有喜欢和不喜欢的，妈妈能提供给我的我都喜欢，提供不了的我就是不喜欢。
若是我在镜子前多照了两下，父亲就会赶紧说：“快别臭美了，美个啥！”伴随着一脸的严肃。所以，导致我平时几乎都不照镜子，也不怎么看自己的脸。
我那个时候每天拎着个小兜去石老师家补课。妈妈每天会给我两块钱零花钱，记得那个时候白雪公主雪糕刚出品，得需要一块钱一根呢！我补完课的时候就买一根回家，好喜欢那个包装皮上面的白雪公主，可能每个女孩心里都会有这样的公主梦吧。长长的雪糕棍上面是白巧克力，咬开以后是草莓果酱。那个时候觉得每天买上那么一根雪糕真的特别幸福。
所以，现在我看见白雪公主雪糕也时不时地买一根找一下那个感觉，虽然可以买很多根，可我每次还是只买一根。
家里的狗发情了，母亲不想让豆豆再产崽了，就不怎么想让它出去，其实豆豆的年龄处于壮年，也没什么问题，只是不想操心这些事了。豆豆去姥爷家找羊肉吃刚回来，撞见了刚下班回家的父亲，父亲高高地举起豆豆，然后使劲儿地摔在地上，嘴里还凶狠地喊着：“啊！我让你往外跑，我让你跑！”我和妹妹吓得直叫，哭着求他别摔了。能听到那肉坨哐哐坠地的声音，这是要置豆豆于死地的节奏，而小狗的肋骨才那么细、那么小。就是一个孩子都会被摔个半死、一个成年人也会被摔出伤。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丝毫没有顾忌我和妹妹的心理阴影，我俩是那等惨叫、吓得直哭。不过还好，后来豆豆也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