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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孩子们一定都知道白糖是干什么用的，白糖最常见的用途大概就是柿子沾白糖、再就是往粥里放，可是我第一次看见红糖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东西是干嘛用的。那个时候我至少有七八岁了，家里有一袋红糖，忘了封口已经有点干了，就是成块的那种。后来听说这东西能吃，我揪一小块放在嘴里，哎呦，味道还不错啊！
我就把那一整袋红糖都倒在了爸妈卖西瓜的时候用来装钱的那个乳白色方形皮革兜子里了。哈哈，那个兜子背在我身上显得好大。所以多年以后长大一些再去看那个兜子觉得怎么这么小呢。
周围的小伙伴也和我一样都是六七岁，也有很多人没见过红糖。我就背着那个大破兜子出去玩儿，见到小伙伴就从兜子里掏出一块红糖疙瘩来分给他们吃。
有一次，老姨趁着妈妈不在家，就带我去澡堂洗澡，那是我第一次去澡堂子。那里也是镇上唯一一间澡堂，几年后名字由“大众澡堂”改为“大西洋澡堂”。那里很温暖，淋雨的喷头洒下来的水浇在我娇嫩的皮肤上总感觉很烫，不过洗了一会儿就好了。洗着洗着脸蛋都是红彤彤的，等洗完出去，到了更衣间立刻就会觉得凉嗖嗖的受不了。皮肤湿润，秋衣秋裤特别不好穿，穿在身上有种微痒的感觉。等到妈妈回家了，我和妈妈说自己跟着老姨去澡堂洗澡了，妈妈听了之后把我好顿骂。
“啊！澡堂那地方多埋汰呀！就那更衣室的凳子，天天有多少人光着屁股坐到上面去呀！快抓紧，我现在烧水，一会儿你给我好好洗洗！”妈妈给我放在澡盆里，那个时候家家都有那种红色的大澡盆子，长长的，盆子的一边有一块凹进去的方形，是可以用来装香皂的。人们都习惯在晚上把门关好了，炕烧得热热乎乎了再把澡盆放在上面，烧上一大锅热水，一盆一盆的热水先倒进澡盆里，还冒着热气呢！然后母亲会拎着铁水桶进来，把凉水倒进去，通常都是半桶半桶地拎，而每倒进去半桶凉水，母亲都会一手拿着空水桶，另一只手伸进澡盆，随即看一下水温。
小时候觉得最幸福的时候，不是洗澡时的欢畅，而是每次妈妈把我从澡盆里抱出来放在毛毯上。母女俩对视哈哈大笑，边笑妈妈边赶紧把我裹好然后抱在怀里，无论屋里有多么的寒冷，那个时刻我都觉得温暖无比，我就是最幸福的。
我从小到大睡觉就睡得特别死，即便是睡中午觉起来之后也很难很快清醒，总感觉迷迷糊糊的。
门口放着一个大的红色塑料盆，过去人勤俭，即便是盆坏了一个边，只要是底儿没漏就还能用，在盆边坏的地方用粗铁丝像缝纫一样补起来，之后还依然能用。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摔倒的，妈妈叫我起床要送我去上学，当我意识到醒了的时候，妈妈已经把我扶起来了，我记得那是左腿上面被铁丝已经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血不停地向外流，妈妈就抱我去护士长奶奶家，可是护士长没有在家，是她的老公在家，这种外伤他还是能处理的。
那是我少数觉得比较难忍的时刻，因为特别特别疼，真的就难以忍受。但我还是很坚强地没有说出声来，我也没有哭。可能那个时候的我就知道哭也没有用，痛需要自己忍受。
后来处理好之后上药，又包扎好贴上了白胶布，好几天之后又换了一次药。去姥姥家的时候姥姥看见我腿上的纱布问我怎么了，我就告诉她是怎么受伤的了。
不过，整天生活在一起的爷爷奶奶，他们一句都没有问我是怎么了，我也一直觉得他们是没有看见的。
在幼儿园，我的发型永远都是最漂亮的，妈妈每天都变着花样地给我编各种各样的发型，而其他的小朋友的家长由于很忙通常都是随便给扎两个马尾最多再夹上一个花朵形状的夹子就上学了。小孩子都比较淘气、夏天容易出汗，有的孩子头发散开了都是幼儿园田老师用家里的木头梳子沾着水盆里的水又给扎上。大多数的同学等放学的时候，脖子后面的头发就已经像个鸡窝了。
而妈妈每天中午，无论多困都使劲儿揉揉眼睛，打起十足的精神来给我梳头。我的头发总是被妈妈揪得很痛很痛，妈妈把我的头发掐在手里觉得不够紧又会使劲儿地用另一只手再使劲揪一把，用水把我的头发抹平整，抹到没有一根头发是立起来的。
“妈呀，你就不能轻点儿吗？那么使劲儿干嘛？头发跟你有仇啊？”
“你看人家小雪他妈哪儿有时间给她梳头啊？班上的同学哪个见了你头发不是羡慕你，每天变着花样地换发型！妈小时候，你姥儿都没时间管我，有一回是老师给我梳的头，我们那个老师对妈可好了！”
有的时候，妈妈要是觉得自己梳歪了，或者是两边不对称，还要把扎得紧绷的一捆头发拆开重新梳。皮筋扎得那么紧，唯一让我感觉不太痛的办法就是用一只手掌紧紧地护住我的脑瓜儿，把小辫子从虎口的位置上留出来，一边使劲儿护着头一边用另一只手使劲儿把那皮筋从头皮上瞬间抠下来。那个时候满大街都卖那种鲜艳的彩色粗皮筋，妈妈把我的辫子一节一节地用皮筋绑上，而且两边要对齐，颜色也要对称。
每天经过妈妈这么一折腾之后，我的头都是被绑得涨涨的感觉，妈妈在我的脑门儿上用口红点上一个红点，遮住那块疤。之后，我就美美地上学去了，上学路上我不是穿得最好看的、也不是长得最好看的，但绝对是发型最漂亮的、衣服最干净的那一个。
过端午节的时候，无论是哪里的人都讲究踏青，无论有没有山岭、有没有草原、就哪怕是荒山、哪怕是野甸，人们都是要起大早去踩一下青草地的。大多数都是四点钟左右，就可以看见很多人上山了。不过我们那里没有“崇山”更没有什么“峻岭”，听长辈们说那座山原来不是很大也不是很高，山的旁边都是高高的芦苇荡，后来随着土地不断地被开垦，山坡上也开始种下了许多田地。再后来，养羊的人越来越多，放牧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而人们盖房子也都习惯开着拖拉机去山上抠土拉土。从我记事起，那座“山”也一直是人们口中的山，从来都是和课本和电视里看到的不大一样。少数有几处山坡，坡下都是被羊咬得剩半截的狼狈的秃草地，而有的地方，人站在下面很害怕，大片松软的黄土裸露在外面，踩上去一脚，土就会就势流下来好多。
端午节时兴佩戴五彩绳，寓意着吉祥如意保平安。而在小时候没有卖现成五彩绳的，人们都是自己搓，端午节前夕，很多人坐在一起，拿出家里的各种各样颜色的线来，但红色是必须要有的，每种颜色的线都选取自己想要的长度，然后放在一起，一个人用手攥住其中的一头，另一个人用两只手心使劲儿搓，很快一根一根的就搓好了。
到了端午节这一天的早晨，我还在睡梦中就被妈妈叫醒，我说再睡一会儿，就睡一小会儿。妈妈边把两只大手交叉着从的我背下穿过，边把我搂起：“快起床吧！你等着奥，等着妈给我大闺女在肚子上系一根奥，系上之后就不闹肚子啦，肚子就不疼啦！快！听话！”
记忆中自己第一次在端午节穿上夏装，穿的是一件天蓝色的带着那种长长的两面都可以拉的拉链，衣服比较柔软、有弹力，不过也是别人给我的，我穿着怎么都好，就是衣服有点长。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似乎开始对夏天有了一个定义，原来到了端午节就可以穿夏装啦！
姥姥家比较讲究，节日的传统一个都不能少，要采艾蒿拿回去泡在水里洗脸，姥姥会在家用白线提前做好一把一把的小“扫帚”，然后再用红线把小扫帚拴起来，送给一个孙子一把。姥姥会特地来到我家，然后挂在大门上，说这样做孩子心灵手巧、长大会干活，好养活，不得病。那个时候还没有成品的香囊时，都是姥姥用自己家种的香草自己做香囊，多年以后，回忆起那味道，真的要比成品香百倍。
奶奶家会煮一些鸡蛋，但不会很多，偶尔会有几只鸭蛋，但绝对不是自己家养的，要么是别人送的，要么就是自己买的。奶奶家也不养鸡，鸡蛋都是去养鸡场买现成的，蛋壳的颜色发深、个头都比较小，蛋黄的颜色也不是很鲜亮。而姥姥家有数不清的鸡鸭鹅，姥姥一煮就煮一大盆，里面有鸡蛋、鸭蛋、鹅蛋、乌鸡蛋还有鸽子蛋。鸽子蛋的数量最少，最稀有，因为个头小所以特别受小孩子青睐。那个时候，我们喜欢玩儿一个游戏，那就是各自去挑选自己认为最坚硬的蛋来参加比赛，然后两颗蛋在一起撞，谁手里的蛋先破了，谁就输了。孩子们都喜欢鸽子蛋，抓上一个就跑，放在口袋里能稀罕上好一会儿，有的抢不到的就会失望得哭鼻子，追在后面哭，没办法大一点的孩子就会把蛋让给小的孩子。
而每年六一儿童节，幼儿园都会组织同学们去山上踏青。田老师和她的老公带着我们去，在这一天家长都会给孩子的背包里带上一些饮料和小零食吃。老师会把小纸条藏在树枝里，然后让我们去找，找到的同学会有奖品。奖品大多是橡皮、铅笔、本这些东西，而我记得，那橡皮是那种一小包里面有好几个圆柱形的，外面是翠绿的表皮，特别像现在的颗粒糖果，看上去特别好看。直到现在，自己都青睐于小个头的、糖果色的、一包里面有好几个的橡皮。
幼儿园的墙上有“光荣榜”，上面有几条细绳，一共可以挂三四排相片。每一个考试得一百分题全部都能对的同学都可以上一次光荣榜，有的同学甚至从出生开始就没有照过几张相片，更别提是艺术照了。他们当中很多人的照片都是在家里菜园的花丛旁，或者是在家里窗台的花盆前，没有化妆也没有什么艳丽的衣服，不过都笑得特别开心，因为在那个时候能照相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生日这天，妈妈带着我去照相馆，路上顺道和老师说一声会晚点到。我穿着一身藏蓝色的毛衣裙，里面还是那件条纹衬衫，下身穿着薄薄的打底裤，那个时候叫得没这么讲究，普通老百姓都叫它“脚蹬裤”，脚上穿着“白拉带”小鞋，坐在家里那辆没有刹车闸，车把光秃秃的自行车上，美哒哒地和妈妈一起去照相馆。化上妆，摄影师递给了我一只毛绒绒的扇子，特别漂亮。当我返回幼儿园的时候，屋里很多小朋友都很吵，我示意老师要趴在她的耳朵上和她说句话。一开始她没听清楚，后来我又说了一遍，我告诉她，等我的新照片洗出来了，要把新照片放在光荣榜上。
家里的大黄狗得病死了，记忆中那狗很瘦、皮毛棕褐色、眼睛很有神。奶奶把大爷、姑姑、姑父他们都叫回来吃狗肉，除此之外还叫了爷爷的妹子和妹夫，奶奶的哥哥和嫂子。他们在屋里举起酒杯吆喝着，满嘴流油地吧唧着，还依旧是说着东家长西家短，老李家今年挣了几万，老刘家的儿子又和谁跑了......这些无谓的琐事。我安安静静地坐在外面窗户底下的水泥檐上，望着院里停着的三台摩托车。我又抬头望了一眼木头柴和堆上的那一小块黄毛皮，狗皮的旁边参差不齐，还依稀流着血迹。
“哎！胡杨！你不吃啦？”
“嗯，不吃了。”我回头应了一句。
“有狗肉！你不吃？”
“我不喜欢吃狗肉，一闻（到）那味儿我就恶心！”
“行吧！爱吃不吃吧！”
奶奶家的院子也从来不收拾，我每次去小雪家，看她爸妈把院子打扫得那么干净。还有何爷爷的家，同样都是土地，可总是那样得一尘不染、干干净净。
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我是用双手去捧着那一把大大的笤帚，把两只手抱着才能握起来。我从下午一直扫到晚上，就一点一点地扫着奶奶家的院子。剩最后一点的时候他们都叫我歇会儿，我忘记了最后有没有扫完，后来他们就叫我去吃饭了。记得那天好像是姑姑一家在，至于还有谁我忘记了，好多人在洗脸盆那里等着洗手。那个根本不知道扫地需要先浇水，我扫地扫得灰头土脸的。
就是小孩的思维，我自己拿一个小盆装点水，而且还是冰凉冰凉的水，放在门后，手伸进去一顿乱往脸上蹭，好像还没洗干净。
在姥姥家吃饭，有的时候正吃着饭呢，妹妹在外面大便。妈妈也不让任何人去，让我去给妹妹擦屁股。尤其是正在吃饭的时候，我起初的好几次都是不情愿的，甚至是有点生气。可是我后来习惯了，我过去叫她掘屁股她就老老实实地把手放在脚上或者是握着腿，把屁股掘到最高。如果碰巧家里没有卫生纸了，我就学起来姥爷的样子，把硬纸搓软之后给她用，后来我发现把那纸上的褶搓得越多越小，纸就越软和。
直到后来和奶奶生活在一起，即便我有点小洁癖，可是我还是发现自己能给奶奶洗内裤，打扫她吃剩下的东西不嫌她脏。或许母亲当年让我那样做，也有她的用意。
我总是喜欢缝缝补补的做一些手工，用着传统的针法。后来我想给小娃娃钉个扣子，扣上扣子还需要剪一个口子，妈妈就教我怎么给扣子的口子上锁边，于是她就教了我锁扣子边的针法。
我后来发现这个可以一直用在我们日常的缝纫当中，所以我缝什么都用这个针法，针眼密得比缝纫机缝出来得还结实。第一次的实践就是缝爸爸的棉裤，还记得爸妈都已经躺下了，我抱着爸爸一只棉裤腿都觉得比较沉的那种呢。裤裆的地方裂开了口子，我就一点一点抱着那裤子一小针一小针地缝合起来。
有时候，父亲会带工友回来吃饭，脱下厚重的大衣，抖一抖帽子全是木屑。桌上白酒居多，有时候父亲会泡一点药酒，白酒的颜色就会变成黄色，炒上一盘菜、一盘花生米就是最家常的菜，极少数的时候，会买上一些熟食，可我依旧还是不青睐那些肉类的东西。而每次见了和父亲同干活儿的叔叔或者是大爷，我都会非常轻声拘谨地打上一声招呼，也仅仅是一声招呼。而他们聊什么，说什么，我和妈妈也一句都聊不来。
姥姥总会叫我家去吃饭，也总是我和妈妈去，不见父亲去，这也是多年以后父亲告诉我的。虽然总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不去，但在童年的记忆里若是姥姥家顿了肉块类的食物，哪怕是大雪天，姥姥戴上棉帽子，双手戴着厚厚的手工军绿棉手套，把用屉纱布包裹着的白瓷碗抱在手心，哪怕是大风大雪天，姥姥也要给父亲端去。
而奶奶家一年四季就只吃过鸡肉和猪肉，在奶奶家的餐桌上从来都见不到鸭肉、鹅肉更别提兔子肉和鸽子肉了。然而在奶奶一家人固执的信念里就觉得姥爷家应该是什么都吃不到，什么也吃不起的。在姥姥家不仅能吃上各种各样的肉，而且姥姥家的房子也是奶奶家所不能比拟的。有的时候我在想，存有那样信念的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即便小小的我知道，但我也和妈妈一样，从来就不言不语。
记忆中，父亲总说姥姥家的人瞧不起他，奶奶家的人也是，包括爷爷奶奶让他受尽了苦头。然而，任何人都瞧不起他，唯一一个瞧得起他，时时刻刻每一天都对他满怀希望的人只有母亲。我觉得姥姥是个善良的人，虽然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她不同意，但是结婚之后她一直惦念着我们家，一直关心父亲，母亲若是回娘家借钱姥姥也一直偷偷给拿，毫无怨言。
妈妈告诉我钱是无用的，钱是不重要的。家里买了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多少钱可以买多少东西这些东西我一概不知。正因为这样的脾气和性格，当我看见穿皮裤涂口红大辫子扎得大老高倚靠在门框上的年轻少妇，唾沫横飞嚷嚷着公婆给小叔子大、姑姐多少钱，要讨要多少钱的时候。我的眼里没有旁观者眼里的那种锃亮的目光，就只是觉得有点恶心，我会默默地走开。那一刻我会觉得自己的这种想法是最对的，是最纯净的。
上学之后，若是望见了哪个同学在得意地撅着小嘴儿，炫耀着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给自己买了新皮鞋、新款的书包或是漂亮的呢子大衣，我只要看一眼她们眼眶里亮闪闪的光，便会有种瞬间的厌弃，之后又是默默地走开，去做我自己的事情。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越来越依赖母亲，慢慢地似乎整个世界里就只有她成了我唯一的倚靠。每一次相拥，紧紧地抱在妈妈怀里的时候，我觉得一切的困难和不愉快都可以烟消云散，也只有在妈妈面前，我像是一个小公主。
手上哪里破皮了，妈妈立刻把我的小手攥在手里，看看到底是怎么了，妈妈的面色会是心疼到不行，那一刻我会感受到什么是感同身受。若是妈妈切菜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指切了个口子，她赶紧找什么东西马上要包的时候，那一刻我也会心疼到不行，一瞬间感同身受的腿都软了，满心的难受。
而我和妈妈的无论是手还是腿受伤的时候，父亲若是撞见了，先是会：“哎呀！咋整的啊！”很大地喊上一声，目光只会在血迹的伤口上停留最初看的那一眼，他就会立刻将目光投入别处，去做其他重要的或是不重要的事情。而那一声喊会让我们深陷自责，陷入无尽的重复思考、重复自责中，觉得让自己受伤了就是我们的罪不应该。
（许多关心看似热情浓厚，但实质很单薄，它穿着华丽唯美的外衣，而这个外衣不是上天赐予的，看起来又不像是谁无端加以的......如果是我，我宁愿不要，最终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一个没有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的人，他没有真切地接受过爱，也没有真心地付出过爱，他怎么知道什么是爱，怎么去给与爱。这样的人，他承受不起爱，也不配被爱。）
只要是和妈妈在一起，做什么都是开心的。从小我就知道妈妈的表姐在美国，而妈妈总是会告诉我以后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也出国。除此之外，妈妈告诉我，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只要咱们不犯法，我们是有我们基本的自由的。对待事情的判断，妈妈说，一件事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它就是错的。然而我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从小我就没有挨过妈妈打，没有像别的小孩一样承受过“残暴”的谩骂和拳打脚踢似的家教。一是从记事起我深深的自我教育意识和觉得只管听大人话很省事儿的感觉；二是受母亲深深的熏陶，所以如果妈妈对我做了不对的事情，妈妈是会和我说对不起的。
2002
在幼儿园混了两年，我永远是班里反映最慢，作业最晚交，最笨的那个。这一年的九月份，我升入了小学一年级。
记得妈妈给我买的第一个书包是卡其色的，我忽然觉得老妈还是很有品位的，那个时候就知道买卡其色的书包。然而，那个时候那个颜色的书包便宜。有的家里条件好一点的同学，家长都会给买白雪公主图案的粉色书包，可那个要50块钱一个呢，上面有好多好多个小的夹层和包包，有的是用来装笔的，有的是用来放中等大小的书的。
老师似乎更青睐于那些穿着漂亮套装裙子的，背着白雪公主书包的同学。
（或许是从小缺少的缘故，我似乎心里一直都住着一个公主梦。喜欢粉红色的小孩子的东西，即便是二十多岁也会时不时地宠一下自己非要给自己买几岁小孩子的玩意。）
分班的时候我被分到了3班，听说1班是最好的，二班好像也还不错。母亲就一心想给我转班。
还记得那是个下雨天，母亲说，正好下雨天，不用愁自己该穿什么去学校了，直接穿水靴子去了。后来协商的结果是我还留在原来的班级，首先这个班级的教学水平并不低，而且转班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对我并不好。
还记得之后我在一个淡绿色的笔记本上看见母亲工工整整的字迹，那是她的日记：“胡杨今年升入了小学一年级，但是我对于她的这个班级并不是很满意......”现在记起来的语言可能是平常简单的，但读起来是意味深长的，那是一个母亲对于女儿意味深长的一个幸福的记忆和记录。
我觉得尤其是一个女人在结婚之后，忙碌于家庭生计，几乎都是用不到笔和纸的。记得那是我不用的笔记本，因为保存得不好有些潮了晾干之后已经褶皱了。而母亲的字迹谈不上是什么字体，她也没有正式地练过什么字，但就是很工整，就像是三好学生的学习笔记。
每天中午上学，妈妈会给我五毛钱的零花钱。班里也有很多同学就只有两毛钱的零花钱。那个时候一包冻水一毛钱、一片辣片一毛钱、一袋刨冰两毛钱、一根小冰棍两毛钱、一根奶油雪糕五毛钱、一瓶小镇自产饮料五毛钱，而一瓶美年达饮料要三块钱。
而同学们喝水都是两个同学一个人拎着一只铁皮小水桶，另一个人拿着一只粗粗的木头棒，去水房接水。所谓的水房就是打更大爷从一间小房子里伸出来的一根长长的塑料水管，哪个班的同学去了，他就开闸放水，经常会是水都满了，管子还流着水，水经常会顺着下坡流到操场上。
而班里有两只小搪瓷缸子，全班同学轮流用那两只缸子喝水，可是我从来没有用公用的缸子喝过水，我觉得脏、不卫生。而少数的爱干净的女生都是没有用过那缸子的，而男生基本上都用过。
这年秋天的一天，放学之后妈妈去接我，告诉我北京的姨姥回来了，晚上去姥姥家吃。姨姥每次来都要带着相机，和家乡的人、老房子合影留念。我的一套棕红色纱料套装衣服是母亲亲手做的，上身是后背带拉链的坎肩，胸前母亲绣了几朵小梅花，因为她的名字里有“梅”字，所以母亲钟爱梅花。下身是直长的裤子，脚上穿的一双圆头带绑带粘胶的棕红色皮鞋，两只鞋子的两侧都各自有一朵小花。鞋子是减价甩货买的，才二十多块钱，坎肩里面的条纹衬衫是表哥穿剩下的。妈妈把我的辫子扎得很低，在二十一世纪就已经几乎没人编麻花辫了，所以母亲用彩色的头绳一节一节地对称绑好，我的刘海剪得齐齐的，看起来和那些穿着蕾丝花边的女孩不一样的，我这一身真的很复古，特别像民国时期的小学生。
到了冬季要吃两顿饭的时候，学校会组织学生劳动一天，老师组织同学把学校库房里的炉子和铁皮炉筒子搬出来，一个班级一套。把炉筒子搭好，点火的时候若是发现哪里冒烟了，老师就会和点大泥巴给粘上。
两顿饭，顾名思义，就是中午不放学，学生都是从家里带点儿吃的，或者去学校的小卖部买吃的。母亲学着其他家长，去批发部批发了一大袋子面包放在了家里厨房后方的帘子后面做豆腐用的大锅台上。妈妈说，每天上学带一个面包一包草莓奶，这就是我中午的干粮。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现在，我都特别喜欢就着果味奶把面包嚼在嘴里的这种感觉。
而学校的小卖部，也基本都有方便面、面包这类的东西。小卖部很小，小卧室里面的小炕上只能勉强睡上两三个人，收拾得特别干净，米色的炕席一尘不染、大玻璃矮窗台让更多的阳光射进来。小卖部有好几个人忙活着卖货，卧室里只放一个人在里面卖盒饭和包子。现在还能记得那个场景，很多同学脸贴脸地往里挤，嘴里喊着“姨，给我个包子！给我个盒饭！”
卖卷饼和烤肠的会在后门，上不上学总能听见大街上骑着自行车挎着筐的阿姨喊：“卷饼喽！热乎的卷饼喽！”一块钱一张卷饼，一块钱一根烤肠，买到手之后会把烤肠塞到卷饼里吃，这种“神仙吃法”一直持续到上初中。
学校每个学期都会组织同学订豆奶，一个学期两大包，一共二十多块钱，一大包里面有很多个小包。没什么零食的时候，我喜欢打开一包就倒在嘴里干吃，甜甜的奶香味儿。
第一次期末考试，妈妈提前给我准备好了铅笔橡皮等考试用具，橡皮是一颗圆形的橙子状。考数学的时候，橡皮滚到了地下，我没敢下地捡，有一道题是一串很小的圆圈，需要把正确的答案填在里面。我写错了，就把它勾掉在上面重新写了，但写的不是很清楚。
考完试回来了，母亲在洗衣服，她总是习惯给我拿上几块钱去医院对面的小卖部买上两块老式肥皂，母亲只认三样东西：舒肤佳香皂、老式肥皂和雕牌洗衣粉。母亲把肥皂握在手里，像山西面点的师傅一样，以刀削面的做法把这肥皂用小刀一块一块地削进洗衣机。偶尔不够用的时候，她会紧急给我拿两块钱，去家旁边的小卖部买一包雕牌洗衣粉，一块七一包，买完一包还剩三毛钱，母亲说剩下的钱归我了，我就可以买一些小零食回来吃了。
小时候，堂姐和表哥们回到奶家，我总会邀请他们去我家。其实就在一个院子，而且挨着，而我家与奶奶家不同的是，房子要照着他们家的矮上一截，地势上也是，每天我在奶奶家玩儿够了嚷嚷着要回家的时候，都要顺着奶奶家窗下的水泥地走上一会儿，走到头儿了再蹦下去。后来听大人说，我们家住的是“仓子”（也就是仓库）。起初奶奶家的地是一部分地板砖和大部分砖地，而从我记事起家里好久都是土地，但是家里总是被妈妈收拾得很干净，一进屋满是清新的味道。
有一次爷爷奶奶没在家，二堂姐和表哥去了我家，哥哥姐姐吵着要吃鸡排。后来他们去买了两包，就是那种挂着像是“山巴佬”字样的一块钱一包的真空熟食。哥哥姐姐们把包装撕开，挤在桌子上，一人揪起一小块开始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妈妈说：“原来这就是鸡排啊！鸡排的味道还不错，还挺好吃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为啥，直到现在我都不喜欢这种鸡排类小零食，现在超市有卖大包的，也有散装称的一小包一小包的。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即便是十几年或二十几年前，每家花上几块钱，十几块钱买上点水果或者蔬菜熟食应该也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了。然而，我的母亲却把生活压缩到了极致。
即便是日子再紧，妈妈总是会尽她所能地给我最优质的生活和教育。我也明白，妈妈教会给我的道理就是不想让我随波逐流，让我时刻有一颗时刻清醒的大脑和一颗充满着真真正正爱的纯净的心。
生活中有很多人，他们做不到处处为他人着想，有的人还会做出不对的事情，这让我陷入深深的难过之中，我问妈妈我该怎么办？为自己的私利可以和大人说谎，可以欺骗老师换来片刻的休闲不用写作业的时间。我只要想严格遵守守则，就要很累很辛苦，有些艰辛过后，我便继续坚持我觉得对的事情。
若是和同学们一起祸害学校的水了，一不小心做了我认为不对的事情，我会很羞愧地面对我自己，觉得自己太不应该。若是哪位同学让我给帮忙做什么事情，无论是多小的一件事我都会记得。若是同学叫我在哪里等她，人不来，我便会一直一直等，等到我在心里确认好几次她不会来了的时候，当我转身走开的时候我还会些许埋怨自己没有等到人来。
2003年
参加大叔的婚礼，而今想起来，有的时候缘分这种东西真的很神奇。在我那么小的时候，在我和妈妈喝喜酒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婶好温柔，和他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她很漂亮，很秀气的大眼睛，气质是可以和陈慧琳媲美的。长长的睫毛上面闪闪亮，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假睫毛，不过真的好漂亮。而且大婶的性格温和，说话特别有礼貌。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东北才会有的这个习俗，就是在夫妻俩结婚之后的头一年元宵节是不能在家过夜的，是要出去“躲灯”的，大多都是去亲戚家的。
那一年春节，大叔和大婶来到了奶奶家。还记得他们两个拿的是一箱蛇果和一箱许晴代言的早茶饼。
从小到大，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从来就不喜欢吃苹果，可以说是我从来都不吃。我总觉得苹果那玩意没啥味。苹果所含的维生素与营养是最多的，可我偏是不吃，有的时候母亲觉得我需要补充这个营养，不多买，就买几个，十来个。后来苹果放在上面都干瘪了，袋子上都落灰了我还是一个都不想吃。
大婶拿来的苹果个头很小，是深红色的，看起来就像塑料的一样漂亮。而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那个品种的苹果叫“蛇果”。我从没见过那样漂亮的苹果，我真的好想吃一个。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大概也是唯一一次开口朝别人要吃的，开口朝奶奶要吃的。
“那个，那个苹果能给我一个吗？”
“苹果不在那儿吗？”奶奶指了指塑料袋里的那一堆普通苹果。
“不是，我想要我大婶那天来拿的那个。”
“没有了。”
“不可能没有啊。”因为他们前脚刚走，家里就这几个人，就算是当饭吃也吃不完啊。
“没了就是没了。”
“我就要一个，一个就行。”我哀求着，但我也不至于为了要一口吃的而说太多。
“一个也没有了。”
“那你能把那个盒子给我吗？”那个早餐饼的盒子上有两个带，可以拎着，我正想着用这个盒子装娃娃还有那些布头和剪子。我乐呵呵地拎着那个小箱子跑去姥姥家，妹妹吵着要玩儿，但是我担心她太小玩儿剪子不小心再伤了自己，我就把它藏到了电视机旁边的空隙里，但最后还是被她发现了。
当我还在漫无目的地走在姥姥家走廊里观赏那一排花盆的时候，只听见有人惊呼妹妹受伤了。妹妹的整只手掌被剪子穿过去是一条长长的口子。那一年妹妹才四岁，从医院回来之后的好久她的手上都是缠着厚厚的绷带。她说她要吃饼干，姥爷说给她买。
不过，从那以后，即便是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我在超市看见那一排排“早茶饼”字眼的时候，我也一块都不想吃。
除了四岁那年打的第一个点滴，这是我打的第二个点滴。还记得那天家里忙着盖羊圈，叫母亲顺道买钉子回来。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懂得了，原来感觉全身冷再加上头疼就是发烧啊！记得那天所有人都去奶奶那屋去吃饭了，我为了能暖和点就只拿一个小枕头，什么也没铺地躺在炕头的位置上，上面盖点东西感觉能暖和一点，可是不管怎样做我都感觉特别冷。
我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个不被关注的角色，在那个家里有我和没有我都不会有人察觉的，就像每年在过年的餐桌上，没有人会注意我吃没吃完，在没在餐桌上，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