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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下半年，整个大清的焦点是湘军。
就连京城里的两宫太后以及小皇帝，还有领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在这当口都不及湘军主帅曾国藩风光耀眼。
不管曾国藩愿不愿意，他跟湘军此时已成大清甚至整个亚洲瞩目的焦点，湘军的一举一动被人放在放大镜下仔细研究观察。
吴可不知道其他人什么想法，是羡慕嫉妒恨呢还是羡慕嫉妒恨，反正他是挺乐意看到这情况的。
湘军几乎吸引了整个大清的全部关注，给他暗中行事不知提供了多大方便。
就当两江闹得沸沸扬扬，各种谣言满天飞的时候，两广总督衙门已经成功将电报线路与城外各大军营连上，完成了实时通讯的目的。
让总督衙门上下高兴的是，因为两江突然传出曾国藩可能称帝的谣言，两广境内的传统守旧势力的目光全部被吸引过去，竟好似没发现总督衙门的小动作一般，任由总督衙门上下其手小动作频频。
当然，吴可也没做得太过，稍微试探了一下两广境内传统势力的反应之后，他并没有再接再厉全面铺开一系列高歌举措，而是适时缩手慢慢消化之前所得，并不一味的贪大求全急功近利。
也就在同治三年下半年，琼崖昌江铁矿矿区至北部湾昌化码头的铁路一期工程终于完全竣工，当然为了不引起外界关注否决了手下小弟好好庆祝一番的提议。
上百里铁路的建设完工，在这时代的大清已经属于前所未有的创举，尽管这条铁路专属货运寻常百姓很难直接感受到其好处，但吴可以及手下小弟明白这可不是什么小事情，绝对能在青史上留名的大好事。
不管手下小弟是何想法，吴可确实不想闹腾出太大动静。在洋务运动还没形成压倒性优势之前，他确实不想吸引顽固守旧势力的火力，越晚被朝廷发现小动作越好，两广的实力发展能得到更多好处。
这不，趁着两江闹得风风雨雨之时，吴可大胆的在琼崖昌江矿区，开办了工人技艺学习小组以及以识字为主要目标的夜校。
这事儿实在太过敏感，有挑战士大夫阶层的意思，稍一不慎可能引发极为严重的后果，被整个大清的文人阶层视作大敌，所以他行事万分小心不敢有丝毫大意，一旦发现苗头不对立刻采取强硬措施。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就连传统文人出身的李鸿章等人都知晓，想要搞洋务必须得有懂洋务的人才，不然搞洋务只不过是一句虚言而已。
不像恭亲王等人嘴炮打得震天响，实际行动却是乏善可陈，两广这边却是实打实的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洋务运动，琼崖矿区那条长达百里的铁路便是最好明证。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吴可等人发现了极大问题，那就是熟练工人的培养十分麻烦，更不要说更高级别的工程师了。熟练工人还可以通过修筑铁路慢慢培养，可是合格的工程师就不是这样就能培养出来的。
广州虽然建了同文馆，十三行和一干大商家都与洋人常年做生意，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夷务人才积累，可那是商事以及翻译方面的人才，吴可和两广现在急需的是大量理工科人才。
而且最让吴可不爽的是，中国传统的师途模式很不适应大规模近代工业，什么都藏着掩着，师傅喜欢藏一手徒弟水平上不去。
这种情况是吴可难以接受的，他找人上工可不是为了培养出一大票传统师傅出来，而是真正的产业工人，能够适应新形式的熟练产业工人。
再说了，想要培养自己的工程管理和技术骨干，就必须花费大力气以及大价钱培训，参加培养的熟练工人总得识字看得懂简单图纸吧，不可能搞一个工程什么事都得万里遥遥搞价请外国人帮忙吧？
眼下规模小倒也罢了，等以后摊子全部铺开，那损失的利益可就太过巨大，再说了什么都让外国人掌握其中风险可不小。
尽管铁矿矿监以及驻守矿区的官员不同意，但吴可还是强行通过了在矿工身上搞识字学习的活动，并且与薪酬待遇以及以后前程挂钩，轻易便在矿区掀起一股子学习提高的热潮。
因为有以前在乡勇队内部推广识字的经验，虽然矿区的条件比军营要艰苦一些，但是在一干熟手的推动下事情倒是十分顺利。
这时代读书认字对于底层百姓来说，那绝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如今竟有机会读书识字，就算已到中年思维固化的矿工，也不会轻易放过如此机会，如饥似渴的把握住难得的自我提高机会投身热火朝天的学习之中。
让吴可稍感为难的是，在矿工中普及识字算不得什么，关键矿工们有自我提高向上攀爬的决心和动力，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收获丰硕果实。可是想要找到愿意跟着洋人学习工程规划的读书人，却是难之又难。
不是说矿区就没有读书人存在，大清立国两百来年读书人数量还是不少的，其中能够依靠科举或者强大的人脉关系出头的只占极少数，因为生计所[迫加入矿区工作的读书人数量虽然不多，但也有几十位之多。
吴可本想给这些人一个机会，让他们跟着那些高价聘请的外国工程师学习，等到学成了本事再委以重任。结果这帮家伙太不识趣，竟然说什么蛮夷之学怎比得上儒家经义，根本就不屑学之白白错失大好良机。
吴可气得够戗却是无可奈何，人家看不上外国这些其淫技巧他也没法，总不能强逼着这些家伙学吧？
一番好意当了驴肝肺，吴可堂堂两广总督之尊，怎么可能做那热脸倒贴冷屁股之事？
同时也明白此时西风不盛名教势大，与其招收一批心不甘情不愿的读书人学习工程规划，不如重点培养矿工子弟以及收拢孤儿，一边接受矿区劳动熏陶一边从读书识字开始培养，说不得花费个十年八年光景总能见到成效。
吴可行此‘大逆不道’之事却是没有引起多少波澜，此时整个大清的焦点是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湘军，所有人和势力都被两江流传的各种谣言吸引，根本顾不得关注两广这等偏僻所在。
攻克天京，原以为清廷会加功封赏，而实际上曾国藩得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严责与警告。如果说口头的或书面的指责尚能忍受，那么军事上的防范之举，曾国藩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就在湘军合围天京之时，清廷以种种借口调动其他军事力量，在长江中下游屯兵布防。清廷意图昭然若揭，针对的已不是太平军，而是对清王朝忠心耿耿的曾国藩了。一旦湘军轻举妄动，就会遭致其他清军围攻。
不仅如此，清廷还暗中支持其它派系湘军脱离曾国藩，与其分庭抗礼以收内部瓦解之功。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历史常以惊人的相似重复上演过去的一幕幕悲喜剧，达到事业顶峰的曾国藩同样不得不面临中国古代历史的盲点与困局。
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无非三条：一是起兵反叛朝廷，问鼎中原；二是保持实力，维持现状；三是裁撤湘军，自剪羽翼，以明心志。
此时的曾国藩如若反戈一击，只要他打出“驱除鞑虏、恢复汉人江山”的旗号，草拟一封类似于《讨粤匪檄》的《讨满清檄》，振臂一呼，必能起到豪杰景从、天下归心之效。
要说龙袍加身对他没有半点儿诱惑，肯定是一句假话。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国人内心深处都有着浓厚的帝王思想，只是有人表现得十分强烈，有人沉隐于潜意识之中。
一生谨小慎微、临事如履薄冰的曾国藩，不得不犹豫再三、权衡不已。当初出山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在于为清廷效命打江山？否，他是要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也就是2000年来一以贯之的儒家主流思想。但作为理学家的他，曾以要挟咸丰帝并伸手要官要权而遭致多方攻诘，如果再行起兵，不更将自己推向不忠不义、虚假伪善的境地吗？
曾国藩当初出山想得最多的，是为道义而战，为使命献身，没想到还真的修成了正果。
李秀成被俘后，面对着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算得上一条铮铮汉子。可曾国藩一来，情形就急转直下了，他不仅每天撰写被人讥称为投降书的《自述》，还向曾国藩表明心迹，愿收罗30多万太平天国余部，听命于曾国藩，为他反满复汉当皇帝效犬马之劳。
然而，曾国藩最终采取的策略，连保存实力的意图也没有，而是大刀阔斧地自剪羽翼。以他的本意，原想将湘军全部裁撤掉，后经人劝谏提醒，才保留了约两万嫡系精英，一则北方捻军正盛，湘军还有可用之处；二则只有以实力作后盾，才能真正保住自己的利益地位不受侵犯、身家性命免遭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