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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谣》写了两年，从1993写到1995年，第一版是在1996年出版的，距离现在已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它则是由于它又被原作者黄国荣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并在各地电视台演播，产生了较大反响。
这里我想谈谈小说本身。
初读时，我留下的深刻印象的是，它写得相当诚实——思想的诚实、艺术风格的诚实。
我一直期待阅读时遇见这样的诚实，但时常失望——连路遥《平凡的世界》写到后来也变得不再诚实，何况是描写当下军人生活的作品呢？所以单单做到这一点，它就难能可贵了。
与诚实一致的是小说本身的轻灵。没有什么厚重的大场面、大情节、大曲折，都是碎事儿，碎而有刺，事儿就耐人寻味，味儿厚了，在小说的轻灵之上，就承载了特别丰厚的思想内容——故事在虚伪与善良的边界演绎，善而伪，伪而善，主人公这般去做了，并且靠了媒体的宣传，此人不仅把虚伪表演到了极端，跟着又将善良表演到了极端，两极之间的跳跃如此之大，中间出现的这个急转弯一般人很难写得好，作家在此却收放自如，看似平淡实惊险，险中出奇，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就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
难忘那个古义宝。
他当兵的目的是提干跳农门。一起出来了的农村青年却不只他一人，个个都有这样的想法，谁能在竞争里脱颖而出就得讲究策略；这时候最要不得的便是诚实，即使老乡之间也不可以，否则发生冲突，相互会捣蛋。
古义宝是位有心人，懂得虚伪，知道夹着尾巴做人，做好事总是出奇制胜，简直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每一桩别人都难以想得到、做得出。
由于这些，他引起注意，宣传部门把他当了典型，及时推出去，古义宝本人扬名，宣传他的跟带着有功，他们“双赢”！
“树典型”在我们这块地盘上往往又是永久性的，一个典型不仅属于他自己，更属于把他制造出来的那个集体。典型的级别越高，到师、到军、到军区、到全军、到全国，带动起来的人就越多，牵连到的得失、利益也越大。所以，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喜欢树典型了。
到后来，这样的人只能当圣人，犯不得一点错，犯了，砸锅的就不是他一个，而是他所牵带起来的那一批。
由于这层关系，他就被严密地“保护”起来。
古义宝因而有了压力——创业难，守成更难，他需要维护那个光辉形象，需要接着做“好事”。但“好事”总有做尽的时候，而和平时期的“好事”确实只能是一些碎事，碎事做多了，正经事就不会干了——古义宝的军事素质就很差。
这类的做好事叫为做好事而做好事。
不做会如何？
“做好事成了古义宝的一种习惯。每天清晨醒来，他想的头一件事便是今天做什么好事，一天不做好事，他就觉得……心里有愧，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寻找做好事的机会。”
这就有点病态了。可是这样的事在我们悠久的历史上并非孤例，它能寻到文化的根源和依据。一代又一代的“孝经”、“道德”经比比皆是。古义宝的行为深深地吻合于我们这个“道德”本位的国度！
问题在于，一旦这东西变得有利可图、事关前途、命运后，人人争相倾轧的日子就不远了。
古义宝“好事”做到最后自己都麻木了——他做“好事”居然只为了对大力宣传过他的某干事“有个交代”。
没别的好做后，他连便车也不坐，而是推了车子徒步进城买菜。
哪一行想要做出色、做出成绩来，都讲究一个“入迷”。古义宝算是做“好事”做到“入迷”了，也就是小说里说的，他“人梦”了！
“梦”中夹着的却全是精明的小算计，因此有了“成绩”，他谦虚，把功劳都记在直接领导们身上，把那些人推到自己前面——“古义宝修成了正果”。
梦总有醒过来的一天。单凭自个儿古义宝还醒不来。
他没有念过什么书，思考问题达不到那一高度，悟性有限，想清醒还需要外界的援助。
一是要解决一下最根本的问题——提干，用不着回农村，用不着累着自己，凡事都得看别人的好恶。起码理论上应该这样。
二是外界有刺激，使他良知发现，时时忏悔。
但只有良知还不够，只有忏悔也不行，这些只是他改过的前提——从乡下出来的人大抵不会坏哪儿去，他们的坏只是生计所迫，一旦生计无忧，日前的勾心斗角就失去了最大的驱动力，所以，他还需要“高人”点拨——真正从做人的角度出发对他进行点拨。
小说里的文兴充当的正是这样一个角色。
古义宝受着他们的推动，才慢慢回归真我，成为一个真正为大家做实事而不图虚名与功利的人。
有了他的觉悟，他又当众解剖了自己这个“典型”过去一段时期以来卑琐的人格，说：“别人以为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呢……一切都是为了创造先进事迹，给新闻干事提供素材，想通过他的文章让自己出名，想提干部……没有一件是实实在在真心诚意为群众办事……”而“装得一时，装不了一世。做得了一件好事，十件好事，做不了一辈子的好事”，他总有一天要显出原形。
这就是古义宝，一个清醒以后的古义宝。
解剖自己后，他对高官挤占了农场转志愿兵的名额一事，又义愤填膺，公开要求讨还公道，方法却是很传统的呼吁人们要良心发作，在他看来，只要人人有良心了，不正之风就能杜绝。
真能这样吗？
不正之风是一种体制病，道德与良心面对实际利害关系时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无能为力的。
古义宝不明白这些，所以他的面对某某要“问心无愧”的说法，只能是冠冕堂皇的虚词，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而说出这些话以后倒肯定会有后果的。
小说以悲剧性结局，合乎实情；到了电视剧中，却不得不虚化处理，古义宝赢得支持，获得喜剧性的收局，从中可见我们的无可奈何。
看来，在军队中生活的人，都得明白一点“谋略”、诡计之道。战争年代它用于对“敌”，受“成者为王败者寇”的规律操纵；和平时期则用于战友与同事之间，为提干，为立功，为晋升——名额有限，有你无我。
想到这些，能不让人寝食难安？
军营作为一个需要高度集权化的群体，如何去改变和平时期可能出现的尔虞我诈呢？这种局面可变不可变呢？
作家把问题留给了读者，而这绝对是真正的问题：
当处于虚伪与善良的边界时，你将如何？
2000年9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