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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胡汉饮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终至推出隆盛生辉、绚丽多彩的唐代宫廷饮食。特别是唐代宫廷中的饮食文化，由于它的高度发展，迄今仍在世界各国享有崇高的声誉。在国外唐人街中的饮食店中，以唐名菜，以唐名果（点心），乃至名目繁多的仿唐菜点，比比皆是，唐代皇室宫廷中的饮食文化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享用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
1.饮食行业的兴旺发达
唐代皇室宫廷饮食文化的卓越成就，是与唐代饮食行业兴旺发达的局面分不开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发展，在唐代达到了一个鼎盛阶段。由于唐前期社会安定，四邻友好，农业、手工业和商亚都达到了超越前代的水平，这为饮食行业的兴旺发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决定饮食行业兴旺发达的诸种因素中，农业是最基本的因素。唐初，摆在唐王朝面前的是“人饥相食，邑落为墟”的破败局面（《隋书·场帝纪》）。因此，唐前期的统治者都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饮食是关系到政权稳定的根本。武德六年（623年），唐高祖李渊就颁布了《劝农诏》。唐太宗李世民更强调重视农业，在他即位的第一年就派温彦博、魏征等大臣前往各州视察农业生产，并提出：“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论务农》）。以后，武则天和唐玄宗都相当重视农业，认为“有国者必以人为本，固本必以食为天”（《唐大诏令集》）。
由于唐统治者采取了积极措施，农业生产逐年上升，到天宝年间已是府库充盈，天宝八年（749年）的库存量达九干六百余万石（《通典·食货典》）。按开元年间的人口五千多万计算，年平均每人所占有的粮食数量大约是九百四十九市斤。这个粮食占有标准无疑是比较高的。所以，唐人郑棨在《开元传信记》中说：开元、天宝年间“河清海晏，物殷俗丰”，“左右库藏，财物山积，不可胜数。”《新唐书·食货志》也称：玄宗时“海内富实，斗米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杜甫《忆昔》诗亦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这些赞词虽难免有夸大溢美之处，但从史料可以看出，经过一百多年和平发展的盛唐，其农业发展确已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农业的进步，对于整个社会的兴衰，文化的发展，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唐代文化繁荣的地区，都是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因为只有农业获得了发展，才可以使更多的人去从事非农业的文化创造。《新唐书·吐蕃传》引杜佑的话说：“今大率百人才十人为农，余皆习它技。”据此推测，唐代一个农业劳动力所生产的粮食大致可养活七至八人，这就为一部分劳力转入饮食文化的创造奠定了物质基础。可见，农业不仅为唐人提供了生存的食物，而且也是唐代宫廷饮食文化发展的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代宫廷饮食文化的大厦，就是在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基础上建筑起来的。没有农业作为经济基础，就没有光辉灿烂的唐代宫廷饮食文化。
伴随着农业的高度臻进，唐代的商业和交通也有了突出的发展，这也是唐代饮食行业兴旺发达至关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中唐以后，一大批新兴商业城市不断涌现于南方地区，城市人口激增，如扬州、杭州、荆州、益州、汴州和苏州等，都是拥有数十万、近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了，呈现出一片繁阜景象。城市人口消费量的增加，促进了饮食业的兴旺，星罗棋布的酒楼、餐馆、茶肆，乃至沿街兜售小吃的摊贩，已成为都市繁荣的主要特征。当时京城长安著名的饮食店有：永昌坊的茶肆，辅兴坊和升平坊的胡麻饼店、平康坊的羌果摊、长兴坊的饆{（左）饣（右）罗}店等。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载唐代京城著名的食品还有：“萧家馄饨，漉去汤肥，可以瀹茗。廋家粽子，白莹如玉。韩约能作樱桃饆{（左）饣（右）罗}，其色不变。”京城中许多饮食店都是以富有特色的美味佳肴来显示本店的特点，以招徕达官贵人来享受。
中唐以后，很多繁华的商业城市及农村集市上，夜间饮食业广泛出现。如《全唐诗》卷六五五描述汴州夜市是：“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
南方的夜市更为突出，如扬州饮食业昼夜不绝的盛况，频见于文人笔下，极大地刺激了淮扬风味菜肴的提高和发展。金陵夜市也十分热闹，夫子庙地区、秦淮河畔酒馆林立，使金陵菜肴逐渐崛起。最别具风情的要数苏州的夜市船宴，苏州人早有载酒泛舟之风，自白居易任苏州刺史，凿通山塘河，从此乘船宴游虎丘的风俗就更加普及，苏州船菜、船点就由此发展起来。清人顾禄《桐桥倚掉录》曰：“宴游之风开创于吴，至唐兴盛。游船多停泊于虎丘野芳浜及普济桥上下岸。郡人宴会与请客之在吴贸易者，辄凭沙飞船会饮于是。船制甚宽，艄舱有灶，酒茗肴馔，任客所指……船之大者，可容三席，小者亦可容二席。”
船宴从早到晚都待客，但特别重视晚筵，一般是晚上六点左右开筵，一直吃到夜半下船。入夜，大小画舫，穿梭往来于河道上，船头灯笼高挂，舱内凫壶劝客，行令猜拳，热闹非凡。据史载，历代帝王举行的船宴也很多，隋炀帝驾幸江都时，在船上举行了极度奢侈的筵席。唐代曲江宴会，皇帝特许宰相三公在彩舟中饮宴。南明小朝廷的皇室成员们也曾夜间泛舟秦淮河，船上悬挂千姿百态的彩灯，纵酒作乐。
唐代交通十分发达，方便了各地饮食文化的交流，杜佑《通典·食货典》记载当时以长安为中心，设置驿路，贯通全国各地，“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州、凉府……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以供商旅。”唐代各主要河流都可以通航，所以在长安的南食店中可以吃到岭南菜和淮扬菜，而在扬州也有北食店、川食店和鲁食店等，后来淮扬菜的风味，就融有南北风味。
当时国际通商路线也十分畅达，从长安经“丝绸之路”可达中亚、西亚和欧洲，这些地区的饮食品种也大量传入，使京城长安盛行胡食。海路方面都由广州出发，可达南洋、非洲，当时在广州居住的有大食、波斯、天竺、师子国、真腊、诃陵等国商人约十余万。大批商人云集广州，一方面刺激了粤菜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也给粤菜的发展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粤菜的烹饪技艺正是集南北、中外于一炉，才在各大菜系中脱颖而出。
唐代饮食业的崭新局面，还表现于一些小城市也充分利用交通路口这一有利条件去发展饮食业，如鄂州对岸的沔州汉阳县，《全唐诗》卷六五五中唐人罗隐有诗称：
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
《全唐诗外编》补遗卷九中张佑诗称洪州：
城街西面骚堤连，十里长江夜看肛。
渔市日中人静过，酒家灯下犬长眠。
就连乡村道旁也设有酒店，杜牧《清明》诗中曰：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唐代饮食行业繁荣兴旺，宫廷饮食绚丽生辉，这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诸因素汇集而成的历史现象。但就唐代具体的环境而言，则主要是由唐代农业、商业、交通等方面取得的远超前代成就所致的。
在唐代这样一个物质财富十分雄厚的社会里，唐宫廷的饮食也势必会不断创新，呈现出一派丰富多彩的局面。
唐代皇室成员的主粮虽仍以麦、稻为主，间以各种杂粮，但由于南方稻作生产的长足进步，大量稻米运往北方，稻米在唐代宫廷饮食生活中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特别是在中唐以后，稻米已成为皇室成员的常食之物。主食的做法也逐渐由单一饭粥向多种食物原料相互搭配方面发展，这些配料颇为奇巧，因而制作也愈加精美。
隋唐时期，皇室宫廷中比较著名的饭食有：
越国公碎金饭 谢讽《食经》载，隋越国王杨素爱食此饭，推至宫廷。据传在隋炀帝巡幸江都时，传到扬州。扬州故老云：今闻名海内外的扬州蛋炒饭之法，是隋炀帝时传下来的“碎金饭”，又名“金裹银”。此饭之妙在一个“裹”字，炒成后，米饭颗粒分明，每粒外面都裹上金黄油亮的蛋黄，盛在碗里，如碎金闪烁。另据《大业拾遗记》中说，谢讽曾任隋扬帝的尚食直长，著有《淮南王食经》，但此书已亡佚。
御黄王母饭 此饭是唐皇室贵族席上的主食之一，这种饭出自韦巨源《烧尾宴食单》中，王母即古代神话人物西王母，古时民间将其作为长生不老的象征。御黄王母饭是周代八珍“淳熬”的发展，唐人郑望《膳夫录》说此饭“遍镂卵脂盖饭面，装杂味”。也就是说饭面上盖满雕镂过的蛋和油脂，饭里面杂揉各种美味，是什锦盖浇饭之先河。
青精饭 这是一种富有营养又兼食疗的饭，其做法是将南烛树叶捣碎，取汁浸米蒸熟，其色青，故名青精饭或乌饭。传说久食此饭，身体轻健，童颜复生，延年益寿，这符合唐皇室与贵族们的心理需求。杜甫曾写诗说：岂无青精饭，令我颜色好。
清风饭 陶谷《清异录》载，此饭为唐代皇室消暑佳品，它是用水晶饭、龙睛粉、龙脑末及牛酪浆调制而成，再装入金提缸，放到冰池冷贮后食用。据陶谷说，唐敬宗宝历年间，大暑日制作此饭，曾形成了宫内的制度。
长生粥 顾名思义，是用有延年益寿的食物制成的粥品，主要原料是黑米、桂圆、莲籽、大枣等。唐代长安把黑米名为紫米，由于此米色泽黑紫，质地较硬，营养价值很高，兼有滋阴、益肾、补胃、暖肝、明目、活血等多种食疗功能，所以，此米为皇室贡品，专供宫廷享用，平民百姓是很难享到这一口福的。
唐代皇室中的面食品种也比前代丰富，如面条的品种京增加了许多。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均歌咏过“汤饼”、“冷陶”。所谓“汤饼”即汤面。“冷陶”即过水凉面，它是唐代皇帝纳凉时所食之物。杜甫曾写诗赞道：
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
新面来近市，汁滓宛相俱。
入鼎资过熟，加餐愁欲无。
碧鲜俱照著，香饭兼苞芦。
经齿冷于雪，劝人投比珠。
万里露寒殿，开冰清玉壶。
君王纳凉晚，此味亦时须。
冷陶是选用槐树叶和面做成的面条，经煮熟后再放入冷水和冰窖之中，待冷却后食用。《唐六典》载：皇帝“朝令燕飨，七品以上并供其膳食”。非一般人可以吃到。另外，唐代宫廷御厨还将面条用之于食疗，在唐代医学家昝殷的《食医心鉴》中记有十多种用面条治病的方子，他把面条称为索饼，有羊肉索饼、黄雌鸡索饼、榆白皮索饼、丹鸡索饼等，这些用于食疗的面条方子，至今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代皇室不仅面条种类繁多，而且还出现了众多发酵面团和其它面团制品，如包子、油条、点心。点心之名就源于唐朝，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中云：“世俗例，以早晨小吃为点心，自唐时已有此说。”1972年在新疆吐鲁番唐墓中出土的三种花式点心，相当精致，其中一种梅花形的带馅点心，完全可以与现代的点心媲美。文献记载也可与之相印证，《隋唐嘉话录》载，武则天皇帝在位时，每年花朝日（唐历二月十三日），即三月花开之日朝游上苑，就命令宫女采集百花，和米一起捣碎，蒸制成糕，赐给群臣食用，名曰花糕。至今姑苏一带仍有用花蒸糕之俗，如桂花香糕，玫瑰方糕等，不过做法已有很大不同，但基本上还是承袭则天皇帝花糕之遗风。
唐代有过“烧尾宴”制度，据《旧唐书·苏瑰传》说：“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许献食，名曰烧尾。”这就是说，唐代大臣授官，要向皇帝进献筵席，名曰“烧尾”，取鱼跃龙门，官运亨通之意。烧尾宴的规模如何？有哪些肴馔？陶谷《清异录》中记载了韦巨源在拜尚书左仆射后，宴请唐中宗时留下的一份不完全的食单，使我们得以窥见这次盛筵的概貌。
食单中的饭食、点心就达二十多种，主要有：单笼金乳酥（蒸制酥点）、曼陀样夹饼（炉烤饼）、巨胜奴（酥蜜馓子）、贵妃红（加味红酥）、婆罗门轻高面（笼蒸面）、御黄王母饭（多味盖浇饭）、七返膏（七卷回花糕点）、金铃炙（酥油饼）、生进鸭花汤饼（鸭杂稍子面）、生进二十四气馄饨（二十四种花形、馅料的馄饨）、见风消（油炸饼）、火焰盏口{（左）饣（右）追}（花色点心）、唐安餤（斗花糕饼）、玉露圆（雕酥）、水晶龙凤糕（枣馅蒸糕）、双拌方破饼（花角饼）、汉宫棋（煮印花圆面片）、长生粥（黑米粥）、天花饆{（左）饣（右）罗}（花式蒸糕）、赐绯舍香粽子（蜜淋粽子）、甜雪（蜜饯面）、八方寒食饼（木模制饼）、素蒸音声部（面蒸、像蓬莱仙人，上刻字）。
这些饭食、点心都有色泽、造型方面的严格要求，如水晶龙凤糕要求糕体白亮如水晶，上面有龙凤图案点缀，火焰盏口{（左）饣（右）追}的上部有像正在燃烧的火焰一般的形状和颜色，曼陀样夹饼成型后，像曼陀罗果成熟时的颜色和四瓣裂开的形状。这充分说明唐代主食的制作不但工艺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制品的花色品种增多，而且风味独特，在中国面点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唐代宫廷的肉食品种仍以牛、羊、猪、鸡为主，但蔬菜瓜果的品种却比前代丰富，又从域外引进了一些新的品种，此时竹笋、香菇、木耳等均已列入食品。唐代宫廷的烹饪技艺也较前代有较大的进步，名菜佳肴争奇斗艳。如炙品名肴有唐代八珍之一的驼峰炙，即杜甫所云：“紫驼之峰出翠釜。”唐代宫廷还有一道菜，名为“假燕菜”，其来历也颇有意思。“假燕菜”创制于武则天称帝时期，据说，当时河南洛阳有个农民种得一只奇大的罗卜，人们将其视作神物，于是他便将罗卜献给皇室。御厨将这只罗卜切成细丝，再配上鸡蛋、虾米、紫菜、笋丝，用鸡汤烹制成一道色泽悦目，滋味鲜美的菜肴。则天皇帝品尝后，觉得菜味鲜嫩爽口，口味不同寻常，就称之为“假燕菜”。由于烧制此菜的罗卜出自洛阳，故当时又称之为“洛阳假燕菜”。此后，这道假燕菜就成了宫中宴席上的一味佳肴。
此菜的烹调方法传入民间后，也有人改用罗卜丝配肉丝、蛋丝、香菜等原料烹制“假燕菜”。经历代厨师的不断改进，“洛阳假燕菜”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不论是取用的原料，还是烹制方法，都较以前更为精细。
据《太平广记》引《卢氏杂说·御厨》记载，隋唐宫廷还有一大型的名贵菜肴，叫做“浑羊殁忽”的烧烤名肴，其做法如《食珍录》云：“浑羊殁忽最为珍食，置鹅于羊中，内实粳（米）、肉、五味、全熟之。”烤熟后，皇帝只将里面的子鹅取出食用。
古人把鱼或肉细切而成的菜叫脍。唐代脍的品目有增无减，当时宫中最负盛名的是“金齑玉脍”，它是用松江鲈鱼制成，江南人原名为“松江鲈干脍。”据刘餗《隋唐嘉话》载，隋炀帝品尝后说：“金齑玉脍，东南佳味也。”这道菜因而改名为“金齑玉脍”，此后在唐代宫廷宴席上经常出现。
中国的花式拼盘菜肴大约起源于隋代宫廷之中，当时叫做“看食”。到了唐代，既能观赏，又可食用的拼盘得以问世，并正式登上宴席，唐代诗人王维晚年所居的辋川别墅有二十一胜景。后来，唐代一位法名梵正的比丘尼，竟用酱肉、肉干、鱼鲜、酱瓜之类的冷食，将这21景在食盘上拼制出来。陶谷《清异录》云：“辋川小样，比丘尼梵正庖制精巧，用鲊、臛、脍、脯、醢、酱、瓜、蔬、黄赤杂色，斗成景物。”这一杰作开绘画雕塑艺术与烹饪技艺巧妙结合之先河，并很快在宫廷宴会中流传开来。
唐代宫廷饮食在前代食物原料的基础上，不断开拓新的食源，海产品和奇珍异品不断挤入肴馔之列。据唐《大业拾遗记》、《食谱》、《膳夫录》等书记载，唐时入馔的水产品有鲻鱼、嘉鱼、黄腊鱼、乌贼、石头鱼、比目鱼、鰔鱼、{（左）鱼（右）仓}鱼、鲩鱼、章鱼、海蜇、蚝，以及各种蛤类、蚌类、蟹类、虾类等数十种，并介绍了加工烹调、食用的方法，极大地丰富了唐代宫廷饮食的内容。韦巨源宴请唐中宗的“烧尾宴”食单就具体反映了这一点。兹将其菜肴羹汤的食单引录如下：通花软牛肠（羊油烹制）、光明虾炙（煎活虾）、同心生结脯（干肉脯）、冷蟾儿羹（蛤蜊汤）、白龙曜（鳜肉）、金粟平{（左）饣（右）追}（鱼子）、金银夹花平截（细蟹肉卷筒）、凤凰胎（烧鱼白）、羊皮花丝（炒一尺长的羊肉丝）、逡巡酱（红烧鱼羊）、乳酿鱼（奶汤烹鱼）、丁子香沐脍醋（五香鱼片）、葱醋鸡（蒸鸡）、吴兴连带鲊（烹鱼）、西江科（蒸猪前夹）、红羊枝杖（烧羊蹄）、升平炙（烤羊、鹿舌）、八仙盘（烧鹅造型）、雪婴儿（豆苗炒青蛙）、仙人脔（乳汁炖鸡）、小天酥（鸡、鹿丝）、分装蒸腊熊（蒸腌熊掌）、卵羹（兔肉羹）、青凉臛碎（狸肉夹脂油）、箸头春（炙活鹌鹑）、暖寒花酿驴蒸（蒸驴肉）、水炼犊（烤牛犊）、五生盘（羊、豕、牛、熊、鹿肉拼盘）、格食（羊肉、肠配制豆花）、过门香（油炸群物）、缠花云梦肉（肉卷）、红罗饤（烧猪血）、遍地锦装鳖（羊油烧鸭蛋、甲鱼）、汤浴绣丸（氽汤圆子）、蕃体间缕宝相肝（肝盘七升）。
唐代皇室成员饮酒之风十分盛行，酒已渗透到宫廷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由于上至皇帝，下至庶民都爱饮酒，刺激了酒的生产，因而产生了许多名酒，酒的名称也是形形色色，尤以“春”取名者为多。酒以“春”为名，大概源于《诗经·七月》中“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之句。古时春天饮的熟酒，大都是去年冬天酿制的，认为春酒可以延年益寿。据李肇《国史补》载，唐代以“春”取名的美酒有：乌程之著下春、剑南之烧春、杭州之梨花春、云安之曲米春等等。不以“春”取名的酒，亦有名噪一时的，那是因产地不同，或酿造方法有异，而加以特定的名称，如山西杏花村的汾酒、四川郫县的竹筒酒等等。
唐时酿酒，为了增加酒的香味，还普遍采用植物的花叶或水果作为原料。由于全国气候不同，物产有异，各地都能选择本地区的特有花叶，酿出各具风味的美酒，如岭南的柳花酒、沧州的桃花酒、菖蒲酒等等。以上这些名酒佳酿都曾作为贡品，供皇帝或宫中要员享用。
我国饮茶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茶叶作为一种举国之饮却始于唐代。唐以前，饮茶只时兴于南方，到唐代，北方“自邹、齐、沧、棣、浙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封氏闻见汇·饮茶》）。特别是到唐代中期，陆羽的《茶经》问世，这部书对饮茶的起源，茶的产地，采茶的器具，制茶的过程，饮茶的方法，所用的器具等，都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把饮茶总结提高为一门新的学问和文化。
《茶经》的出现，促进和推动了宫廷饮茶的发展，在唐代中后期，上自王公朝士，下至百姓，普遍爱好饮茶。正如《茶经》所云：“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