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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少卿站在窗外，着房间里的情景，心中一股恐惧渐渐升起。
她见麦肯中校悄悄地站起来，脸色冷峻地走到梅斯身边，和他低语。梅斯明显地点了点头。他们两个人都扭回头，着坐在沙发里的阮其波。
这时，阮其波身后的一扇小门无声地打开来，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人走出来，站在阮其波的身后。这个人向麦肯中校和梅斯了一眼后，从怀里抽出一支手枪，对准阮其波的后脑。
左少卿惊恐得几乎叫出声来。她已经不清照相机的取景框，只是连续地按动快门，卷动胶卷。接着，她就听见屋子里传出一声枪响。阮其波一头栽倒在地板上，挣扎着扭动身体。左少卿完全惊呆了。她按下快门后，再也卷不动胶卷了。她知道，胶卷已经用光了。
枪声惊动了市政府大楼。左少卿听见远处传来一阵喧哗声和奔跑声。她再扭回头时，房间里的黑衣人已经消失，只剩下麦肯中校和梅斯蹲在阮其波的身边。
大楼里的喧哗声更响了。左少卿突然意识到危险，是极度的危险。一定会有人听到枪声跑到这里来，警察或者宪兵。她必须立刻离开。她转身就向露台边缘跑去，她越过栏杆，纵身跳下高高的露台。她落到一片草地上。
她小心地向周围观察，附近没有人。她检查了身上的东西，确保没有任何东西遗失。她站起来，快速地整理好衣服，然后借着黑暗，向停车场狂奔。她现在最好呆在麦肯中校的汽车里。现在只有麦肯中校的汽车是最安全的。
左少卿穿过一排排的汽车，终于找到麦肯中校的汽车。她拉开车门，坐进车里，谨慎地着外面。
她现在几乎全身冰凉，双手瑟瑟地抖着。她毫无准备地见一场谋杀。她难以相信她见的情景，杀手竟然当着麦肯中校和梅斯的面，枪杀了阮其波。
这个阮其波是老黄特地交待她要多加注意的。阮其波似乎对中国和苏联都有好感。麦肯中校却嘀咕苏联人在找麻烦，或者制造麻烦。阿本上尉发现了三个现在来确实是中国人的可疑人，其中一个人竟要杀她。让她最感恐惧的是，老黄与上级失去联系已经有一个月了。
这种种情况让左少卿感到困惑和疑虑，其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巨大的阴谋或者诡计。这些情况之间有没有特殊的关系，甚至与她有没有关系。她现在完全不知道。
左少卿坐进麦肯中校的汽车里只有几分钟，整个市政府就乱了起来。开始是一些人来回地奔跑着，喊叫着。后来院子里来了许多宪兵。接着，大厅里的客人都被驱赶出来。人们大呼小叫，向外面跑去，冲向自己的汽车。停车场里的汽车接二连三地开走了。这下子，左少卿所呆的汽车就显了出来。
一个宪兵走过来，向汽车里着，手里还提着枪。
左少卿一身白衣服，在黑暗的汽车里非常显眼。她没有办法，只好主动摇下车窗。她说：“对不起，出了什么事？”
宪兵小心地走到车旁，问：“你是，什么人？”
左少卿说：“我是军事顾问团的，和麦肯先生一起来。但麦肯先生还没有出来，麻烦你去找一下麦肯先生，请他尽快出来。”
宪兵小心地着她，终于点点头，后退着走了。
大约十分钟后，麦肯中校终于回到汽车上。他还带来了左少卿的手枪。
“你怎么样？”他问，声音里藏着紧张和不安。
“长官，我还好。这里出了什么事？”
“你见了什么？”麦肯中校继续问。
“我在大厅里。我没有认识的人，只能在大厅里喝一点酒。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厅里就乱了起来。有人大声喊叫，叫客人赶快走。我就出来了。”
“你听到了什么？”麦肯中校仍然在问。
这话就有点难回答了。左少卿拿不准大厅里能不能听到楼上的枪声。她说：“除了音乐声，我什么也没有听见。说实话，我没有注意。”
麦肯中校发动了汽车，转动方向盘向外面驶去。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里面出了一点事。阮其波秘书长被人刺杀了。”
“谁干的，为什么？”左少卿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想显出一点恰当的惊讶。
“现在还不知道。”麦肯中校说，“什么也别问了，也许天亮以后我们才能知道。我送你回去。明天上午我派车来接你，我们谈一谈。”
“是，长官。”左少卿想到明天中午要与梅斯见面，不知能不能按时赶去。
左少卿回到宿舍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她向麦肯中校挥手告别时，只觉得全身都很僵硬，仿佛身体里被人插进一根木桩。
这个时候，她的宿舍里极其寂静。灯光照射不到的阴影里似有不见的物体在颤动，窗外的风无声地撩动着窗帘。
左少卿一只手插在手包里，紧握着枪柄。她的超级感官如雷达一般扫过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两分钟后，她的神经渐渐地松驰下来。她相信，她的房间里至少现在，没有潜伏的杀手。
她脱下外衣，在灯光下仔细地检查。它雪白的面料上或许有些灰尘，但没有血迹，这让她松了一口气。她把衣服和已经掏空的手包放进纸盒子里。她想，也许应该把衣服送到洗衣店里洗一洗，再还给麦肯中校。
她走进小小的卫生间。她相信自己在最紧张的时候一定出了许多汗，只是她没有察觉到罢了。现在，她感觉到身体的粘腻和疲惫。
她脱去内衣，裸身站在明亮的镜子前。大腿上的匕首让她触目惊心，脚髁上的枪更有异常的沉重感。
她摘下枪和匕首，放在身边的架子上。她打开淋浴。当热水终于从头上浇下来的时候，她才感到全身的肌肉如水泥般的僵硬和疼痛。脑中和骨缝里，都是难以排除的寒意。
她竟然是刺杀目标。但她想不出来这是为什么。恐惧和疑虑如风一般在她心里盘旋着，呼啸着。她用长长的浴巾擦洗着身体，白皙的肌肤逐渐透出汾红色。半个小时后，她才感觉好了一点。
她用毛巾擦干身体。第一件事就是将瓦尔特手枪扎在脚髁上，将匕首扎在大腿上。在经过了这样一个夜晚后，她更不敢须臾离开这两样东西。
她用浴巾裹住身体，出了卫生间。
她在床上躺下时，开始仔细梳理今天发生的事。
那个躺在垃圾桶里的男人究竟来自何方？只有知道这一点，她才能知道危险来于何方。她隐约感觉到，他似乎是从台湾来。他说：“我没错，就是这里。”他说的是中国话，似乎有一点台湾口音。
老天！那就是叶公瑾要对她下手了！
想到这里，许多往事都像水一样流进她的思绪里。
一九五六年的夏末，是叶公瑾和左少卿的一个转折点。他们几乎是同时听到风声，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毛人凤病了，似乎病得还很重。
而在此之前，叶公瑾和左少卿是两个被毛人凤打压、并闲置的人。
他们乘坐于志道的运输机回到台北。没有多久，就被剥夺军衔和职务，被关进简陋潮湿的守所里，接受严厉的审查。罪名是，抛弃队伍、擅离职守，违背军令。
他们都感到前途无望。毛局长要处理他们，甚至枪毙他们，都是轻而易举的。
但是，幸亏幸亏，在国防部情报局之上，甚至在国防部之上，还有一个经国先生记着他们，并且关照他们。这不是因为经国先生大慈大悲，只是因为他对毛人凤恨之入骨。毛人凤想做的事，一定是他最不想做的事。毛局长几经挣拧，终于挣不过经国先生身后的蒋总统。
半年后，叶公瑾和左少卿被放出守所。叶公瑾得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的闲职，而左少卿则得到一个国防部情报局下属的情报研究所研究员的职务。但是，他们除了各有一张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之外，没有任何工作。
他们是同病相怜的两个人。他们没事的时候总是呆在一起。但他们呆在一起却不是因为同病相怜。叶公瑾关心的是藏在左少卿手里的录音，那个录音是梅斯与叶公瑾在国际联欢社的一次谈话。而左少卿关心的，则是她妹妹右少卿的下落。
他们之间常有一句永远得不到回答的询问，“少卿，你把录音藏在哪里？”“公瑾，我妹在哪里？”然后就是互不信任的长时间的互相盯视。
他们的境遇让他们惺惺相惜，彼此同情，让他们相互之间的称呼都改了。但他们心中的疑问，又让他们互相保持着警惕。
这样的日子很难熬。叶公瑾失去了他的所有权力。而左少卿除了惦记她的妹妹外，还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以她的敏感，她相信国防部里，甚至情报局里还有自己的同志。但她不敢和任何人联系，担心会给他们带去灾难。这种与组织断了联系的孤独，仿佛眼睁睁地着时间之鼠，一点一点地啃食着她的心脏。她却束手无策。
在这段时间里，叶公瑾却做了一件左少卿没有想到的事，学京胡。
叶公瑾有少将军衔，在台北郊区的眷村里分到一套房子。是日本人留下的旧房子，里外两间，还有少量的家具。房子里有厨房和卫生间。
左少卿就比较惨了，只分到一间“克难房”。所谓“克难房”就是“克服困难临时住房”的意思。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官兵有上百万人，甚至拖家带口，需要大量的住房。台北所有可以出租的房子都被军官们租完了。要想在眷村里得到一间“克难”房，也需要有特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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