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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赵明贵，则坐在自己有些阴暗的小房间里，点燃一支烟，慢慢地吸着。他也在考虑杜自远所说过的每一句话，也在考虑自己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以赵明贵的精明，他隐约从杜自远的话里品出这么几层意思。
第一，杜自远在武汉，一定有重大任务。首先一点，他终于确信，自己不是杜自远的目标。其次，从时间上推算，魏铭水以及右少卿似乎也不是他的目标。那么，他的目标是曾绍武吗？如果是曾绍武，就和自己有关系了，也就有危险了。
第二，自己到武汉来，似乎影响甚至妨碍了杜自远要完成的任务。杜自远甚至不想逮捕他，似乎也是担心这么做会影响到他的更大的目标。如果这个猜测准确，自己相对要安全一些。这个猜想，又让赵明贵略略地松了一口气。
第三，杜自远显然不希望台湾方面知道他和赵明贵的这次见面，似乎也是担心影响到他的目标。杜自远希望许文梅给台湾的电报要“有所保留”，一定是这个意思。那么，杜自远的目标究竟是谁呢？赵明贵对此十分好奇。
那么，第四，杜自远在时间上是给他留了一点空隙的。这个时间空隙有多长，他不敢猜测。但他能否利用这点空隙完成自己的任务，然后迅速离开并且消失呢？
赵明贵把这件事思考再三，感觉还是有机会的。他的处境已经这样了，尽快完成任务，也是他唯一的出路。因此，赵明贵逐渐在这一点上打定了主意。
这个时候，坐在窗前的许文梅一直不安地看着他。她明白，目前的处境已经糟到不能再糟的地步了。她和阿贵就在**情报机构的手边上，人家的手指头只要略微动一动，就会把他们抓起来。
她此时也同样忧虑万分呀！她不能不考虑的一件事是，她今后应该怎么办。曾绍武对赵明贵说的意思很明白，赵明贵一旦完成任务就可以回台湾。但是她呢？她去得了台湾吗？她逃得出一条活命吗？这是她必须考虑的。
这就是女人，谁都没有办法。女人的精明和女人的愚蠢，常常就是一回事。
这天中午，赵明贵和许文梅坐在桌边，吃着简单的午饭时，开始细细地商量他们下一步要做的事。
“我不能动，”赵明贵轻声说：“杜自远手下的人肯定盯着我呢。所以，只有你去联系咱们的弟兄，出门时也要特别谨慎。你要仔细安排好，把那个右少卿盯住了。她住的地方，她上班的地方，都盯住了，千万不能被她发现。”
许文梅吃着饭，小心地盯着赵明贵的眼睛，“然后呢？”
赵明贵也盯着她的眼睛，“只等左少卿出现。她一出现，咱们立刻下手！然后尽快离开这里，藏起来。”
“阿贵，那个姓杜的可警告过你，不要有大动作。”许文梅不安地说。
“阿梅，在下手之前，咱们肯定没有大动作！除掉左少卿是咱们唯一的大动作。所以，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立刻就走，走得远远的。”
“阿贵，你想往哪里走？”这是她最关心的一件事。
“当然是去台湾。”赵明贵轻声地笑着，“你和我一起走。”
许文梅小心地观察着赵明贵。他能说出这个话来，她还是很高兴的。但要让她相信这一句话，却又是绝不可能的。生死攸关呀！
吃完了中午饭，许文梅收拾好碗筷，就提着一只菜篮子出了门。她今天下午的任务，就是要仔细安排手下的弟兄们，严密监视右少卿，等候左少卿出现。
毫无疑问，这件事是她一定要继续做下去的。她也相信这不算一个大动作。
看官们明白，这个时候，左少卿已经找到武汉第五小组的大部分人，与她妹妹右少卿见面的机率已经相当大了，随时都可能见面。所以，赵明贵发现左少卿的机率也是相当大的。一旦发现，在暗中开枪打死左少卿，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他们就可以迅速逃离武汉，甚至逃回台湾。
但是，世事无常，天下的事，哪有那么简单的。
也就在这一天的下午，武汉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处的葛处长，怀着很深的疑虑和愤怒，在市公安局招待所里找到了张雅兰。
今天早上，还没有上班，葛处长就接到了报告，武昌东湖宾馆后面的小巷里，同时发生了三起凶杀案。他扔下电话，直接从家里赶到案发现场。
案发现场已经完全被警察封锁了。许多看热闹的群众聚集在远处，互相议论着。
大批警察已经赶到现场，正在做现场勘查和调查记录工作。
第一起凶杀案，发生在东湖宾馆后门外小巷西面的巷口外。死者是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从外表看，死者是个生活比较富裕，甚至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他被人在胸口和背后各刺一刀，且都在要害。他的钱包被扔在地上，里面已经空了。
葛处长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个人被人谋财害命。凶手似乎是两个人。
第二起凶杀案，发生在东湖宾馆后门外东侧不太远的地方，是被人从背后一刀刺死的，刺得干脆利落，当时就死了。但这个人的口袋里还有一些钱，却没有被人动过。一刀毙命，钱财未动，这两点情况让葛处长起疑。既不像报复杀人，也不像谋财害命。
第三起凶杀案更加诡异，死者的裤子被脱至膝盖，他的男人器官却被人一刀割下，并且被塞进死者的嘴里。剧痛和失血过多，似乎是这个人的死因。这个案子似乎更像是报复杀人。做案能做到这个程度，似乎也不像是一个人所为。
葛处长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个人生前可能祸害了别人的妻子或女儿，所以才遭人如此严厉报复。那么，这可能是一桩报复杀人案吧？他这样想。
三起凶杀案，一个为谋财而害命，一个死因不明，第三个却像是遭人报复而死。那些在现场勘查的警察都认为是刑事案。
但在葛处长的眼睛里，却绝不可能看成是刑事案。三起凶杀案，几乎是同时发生，距离如此之近，他不相信这是简单的刑事案。
对这三起凶杀案的侦察工作几乎立刻就开始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葛处长接到进一步的报告，这三个人的共同点是，身份不明。再进一步说，他们都不是本地人。死于巷口的中年人住在武汉商业局第三招待所，从他的旅馆登记和身上找到的车票来看，他是从广州来。登记显示，他叫曾绍武。
但是，葛处长经向广州方面了解，广州并没有这个人的任何情况或记录。
而死于小巷东面的两个年轻人，则找不到任何线索。完全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住在什么地方。这个情况就有些诡异了。
葛处长可以算一个老公安了。他于一九四一年参加新四军，一直在安全保卫部门工作。一九五一年转业之前，他是六十三军军部正营级保卫干事。他转业到武汉公安局后，从治安科副科长干起。由于连破大案，两年前，他升任市公安局国内安保处处长。所以，其貌不扬的葛处长，破案经验却十分丰富。
此时，葛处长有一种感觉，这三起凶杀案之间可能有联系，甚至应该是同一个案子，并且极有可能是一个政治案。
那个时期的所谓“政治案”，大体上只有两类，一类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案，也就是所谓的“反（对）革命案”。另一类则是“特务案”。清查和破获国民党潜伏特务，是那个时代的一大政治任务。
到了这个时候，葛处长就很自然地想到曾经到武汉来找人，却又不肯告诉他名字的张雅兰。他感觉，张雅兰似乎和这三起凶杀案有关。
葛处长要找张雅兰很容易，她就住在市公安局招待所里，这是他早就知道的。
那个时期，公安人员的收入都不高。所以，公安人员到外地办案，只要手持一封介绍信，就可以在当地公安局招待所里免费吃住。所以，张雅兰到武汉来，只能住在公安局招待所里。
这天下午三点多钟，葛处长就在市公安局招待所里找到张雅兰。
这个时候，张雅兰和肖凡冰刚刚从外面回来不久，正在房间里商量如何向武汉公安局的葛处长解释这个案件，能否让他们当作地个刑事案来办。
这天的中午之前，张雅兰和左少卿以及她的组员们碰头，核对各方面的情况。
他们坐在房间的各处，互相注视的眼神里都有一些疑惑和沉重。
他们已经核对清楚，昨天夜里，东湖宾馆的后面被人杀死了三个人。他们相信，这三起案子都是武汉第五小组的人干的。但他们如此下重手杀人的原因，他们却并不知道。另外一点，被杀死的三个人是什么人，他们也不知道。这也正是他们最担忧也最疑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