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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纷乱至此,引发这场风暴的“罪魁祸首”,大唐中书令、河中节度使李曜却安之若素,不仅从征讨凤翔的大军中悄然抽身回到长安,甚至还有“闲心”在府中处理了一大批近日堆积的公文。
前几日他出征在外,坐镇乾州,李嗣昭、李嗣源与李存审三人联袂到长安来见,恰巧未能遇上,三人于是又赶往乾州拜会。李曜与三人密议良久,才使这三位节帅各自回镇,领兵围剿凤翔,李曜自己则马不停蹄地从军中抽身,返回了长安。
李曜走时,只带走了数百亲信牙兵,而后几日他便隐匿在长安城里,外界根本不知道这位右相已然归来,更不知道出征凤翔的大军,在数日之内少了近四万之巨,几乎每日便少一万左右。这批人马去了何处,只有李曜与他们自己知晓。
毫无疑问,这些兵马自然是受了李曜的密令,化整为零、悄然调动到了别处,而李曜自己则在长安处理公务。
按说到了这个时候,什么公务也不如军务来得急切,但这件公务却十分重要,出不得一点麻烦,因为它极大地影响着军务。
粮食,是的,正是粮食问题。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时候并没有汽车、火车之类超大运量的工具,粮食特别是军粮在转运过程中的损耗极大,而关中本身的粮食产量又远远跟不上战争的消耗[无风注:附文说明汉唐时期关中地区粮食人口的关系和变化],特别是在此番李曜的运作下,几乎整个大唐较有实力的藩镇都动起来之后,李曜纵然早已谋算好,能使自己永远处于内线作战,但兵力的调动仍嫌过于频繁,所需要消耗的军粮也是骇人听闻的巨大数目,因此粮食问题他不得不考虑。
原本他在主导河东军械监时期存粮颇有盈余,但李克用作战实在过于频繁,且河东年年受灾,使得李曜不能不将好容易积攒的一点存粮都搭进去,因此如今他手头的存粮,也就能满足关中此战所需,其余还要另想办法。他如此忙里偷闲处理的公务,正是关中水利工程和一些佛寺田产相关的问题。[无风注:附文说明汉唐时期关中粮食供应问题,纯考证,无兴趣的读者请直接跳过。]
待这些事情理清,各项命令纷纷从凤阁鸾台下达地方,李曜也已经不在长安。
朝廷方面每日接到河中战报,皆言朱温攻蒲州、东升二城甚急,听那言语,似乎二城随时可能失陷,蒲津渡随时可能易手。
李晔闻之,一日数惊,朝堂之上,前番李曜在朝时的井然有序也不见了,甚至有些人开始敢于指责一些投向李曜的官员,作为李曜在朝中文臣的代表,王抟对这些一反常态的情况竟也置之不理,只是一味沉默。从河北返回长安的崔胤见了,不禁心头暗喜,见朝中“李存曜党”的确什么手段也拿不出来,这才放心大胆地给朱温去信,将朝中情况说与他知晓。
河中看似攻得甚急,其实朱温却已然亲率大军赶到虢州,见过朱友谦之后,直接合兵奔赴潼关之下,此时探马回报,潼关守将竟已换成摧城左军都指挥使张训。朱温闻之大喜,语众将道:“张训乃王珂旧将,孤闻其麾下河中镇兵早已被李存曜打散重编,如今在河中军中甚不得志,可遣一人入潼关与其一谈,若能赚开潼关,大事定矣!”诸将也都欣然,朱温遂遣亲信司马邺入城商谈。
张训果然不出朱温所料,亲自将司马邺迎进府中,两厢坐定之后对他说道:“天子因汴州相逼,于京中一日数惊。朱全忠若不污其‘全忠’之名,当率军归镇,天子自然长安,如此万事可谈!”
司马邺笑道:“东平王全心忠于李唐,这是毫无疑问的。如今知天子在凤翔缺衣少食,堂堂朝廷竟然需要向河中一镇借钱来使,俨然失去了九五之尊,已成天下笑柄。故遣仆将熊白鹅掌、山珍海味并锦帛缯绢等献上,拳拳忠心可昭日月。”
张训无可无不可地道:“休要诳我。长安宫阙数毁,新修也不过略作修饰,不比往日多矣,而东平王却将东都洛阳宫修葺一新,此来关中,某不是想将天子挟持,前往洛阳?嘿,某料朱全忠必是欲劫天子幸东都无疑。其果忠心,不如先发工匠将长安宫修葺一新。”
司马邺又谈及赚开潼关之事,张训只是冷笑,根本不答腔,司马邺无对,只好回禀朱温。
朱温闻言沉吟道:“张训这是在行缓兵之计,他是李存曜麾下之将,既然如此,必是因为李存曜尚有手段未曾被我所知……孤料其必已向天下藩镇搬求救兵。不出一月,必有兵至。”
司马邺应对:“纵观天下藩镇,河南、河北、荆襄已归王化,湖南、两浙倾心相附,岭南、福建鞭长莫及。武昌、江西为淮南觊觎,自救尤恐不及。河东为大王屡败,蛰伏不敢再出。能救关中的只有吴、蜀及河西。然王建假途灭虢,窃取兴元;杨行密半途折返,其心皆在于扩大地盘,无欲勤王。唯河西之地,保大、保塞、定难、朔方皆边庭若旅,纵使将兵至,无异于以卵击石,更何况李存曜以武力威逼鄜坊,党项的定难军岂能为他效力?如此,大王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朱温笑道:“公有所不知,河南、河北、荆襄虽已羁服,然阳服阴抗之辈大有人在。尤其青州王师范,幽燕刘仁恭、襄阳赵匡凝,便是阳奉阴违之辈。待我平定关中,此三镇我必剿灭。”
司马邺道:“大王志在天下,此番用兵大半年,于天下英雄面前落下悖逆之名。王建、杨行密谁不愿作天子?然他二人观大王迎奉天子,即不相助,也不为敌。何故?正是纵容大王迎得天子归,而行不臣之举。他日则可召集天下群雄,已讨逆之名与大王为敌。若胜之则为天子,实至名归!此中利害,还请大王深思。”
朱温闻言稍惧,沉吟道:“公所言有理,我今所有,不过五分之一天下。吴、蜀未平,不可操之过急。今从公言,明日便遣使奉表入城,请修长安宫,以定天子之心,平天下之恨!如此,只是我汴州与河中私战,天下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司马邺欣然道:“如此,大王当遂所愿!”
谁料当夜洛阳方面却遣使来报:
青州王师范暗遣牙将张居厚等二百人化为商贾,欲携兵器入洛阳城,期以元宵夜暴乱,已被发觉。张居厚见事情暴露,率众徒杀防城将娄敬思,强攻洛阳,为仆击退。逃亡途中,被仆擒来。
朱温闻信,对司马邺等将佐道:“王师范果然叛了!”仍依前计,派出使者接洽张训,说愿意修葺长安宫室,谁知又接道敬翔自汴州的书信来报:
青州王师范遣使至开封上今岁贡赋。仆观其使眼行失色,乃问其东方之事。其使果做贼心虚,供出王师范此番分遣部众将兵诈为商贾欲潜入汴、徐、兖、郓、齐、沂、滑、陕、虢、河阳等州府,期以元宵夜百姓同欢、大闹花灯、州府无备时俱发,夺取河南。事态紧急,仆不及相告大王。已遣少将友宁将兵巡视上述州府,告以实情,令其严加盘查来往商贾,谨以书信报告。
话说朱温见敬翔书信,惊得一跤跌坐于座床上,惶惶然对众将说道:“我固知王师范将叛,未知他竟造成如此巨大的动静,必有高人为他谋画。幸得子振谨慎,及时识破其谋。否则,上述州府,若失去一半,孤王大势去矣!”众将佐也是惊出一身冷汗,纷纷问朱温当如何抉择。
朱温道:“潼关之事,不能再久拖不决。我当再上表一封,令天子及早做出选择,只消授我名义,如今李存曜远在乾州,这潼关只有区区张训,岂能抗衡孤王十万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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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说明汉唐时期关中人口与粮食的关系:
秦汉时兴修的郑白渠,是关中泾水流域著名的水利灌溉工程。自战国至明代,关中盆地一直享有“天府”及“天府之国”的美誉。刘敬说关中是“美膏腴之地”。司马迁认为关中财富居天下十之六。《汉书·沟洫志》有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歌谣,班固《两都赋》又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的说法。张衡《西京赋》盛赞关中“地沃野丰,百物殷阜”。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说法,在历史上流传了二千多年。多种史、农、诗歌总集、经书,都征引这句话。元明清时五六十位江南籍官员,提出发展华北西北水利以就近解决京师粮食供应的主张,其历史根据就是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依赖关中,无需海运漕运东南粮食。古往今来,人们深信“泾水一石其泥数斗”和“衣食京师亿万之口”。郑白渠果真“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吗?如果不是,汉唐大一统皇朝首都长安的粮食来自何方?关中为什么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这里的天地人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问题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君臣曾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问题。20世纪以来,学者们从漕运仓储、官禄民食、生计生产、供需商贸等相关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三十年来,更有学者专门研究汉唐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对于长安粮食的来源,学者们提出了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依赖东南漕运,另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依赖关中,再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供应,因人口、时间等因素而异。粮食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与自然环境变化有关的问题。因此,围绕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问题,还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本文将从关中天地人关系消长角度,来探讨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
汉唐时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并不完全依赖关中,而是部分地依赖东南漕运。东南指函谷关以东的山西、河南和江淮地区。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汉武帝初期,“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主要是漕运经砥柱之限,以及渭水水道曲折,加上封冻和水量不足,一年中只可通航六个月。元光六年(前129年)开始修漕直渠,漕运里程减少600里,漕运较为便利。此后,“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成为汉家制度。再后来,“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山东粟、关东谷,指河南、山西之粮食。漕粮使“京师……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不可食”。司马迁关于京师富庶的描述,给人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印象。但是有谁知道,汉朝京师的富庶,关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初,漕运规模不大。贞观、永徽之际,长安主要依赖关中,每年从山东(崤山以东)转运至关中者不过一二十万石。开元初,每年约运一百万石。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三年才运七百万石。天宝中,每年约运二百五十万石。肃、代、德时代(756—804年),京师依赖江淮漕运。只要藩镇隔绝,“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德宗贞元初(785年),“太仓供天子六宫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于是增江淮之运,从浙江东西道、江西、湖广、鄂岳、福建、岭南,共运米300万石,江西节度使韩滉、淮南节度使杜亚,运至东西渭桥仓。岁终宰相计课最。贞元二年(786)四月,关中仓廪皆竭,禁军激愤,险些酿成兵变,当韩滉运米三百万石至陕时,德宗得知后,“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漕运粮解决了皇室和禁军卫士的粮食供应,缓解了可能发生的禁军事变。可见东南漕运对汉隋唐京师长安的重要。
当时许多人都认识到东南漕粮对长安的重要。萧颖士说:“兵食所资在东南”。白居易说,都畿者,利称近蜀之饶,未能足其用;田有上腴之利,不得充其费。“国家岁漕东南之粟以给焉,时发中都之廪以赈焉。所以赡关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德宗时,刘晏说,江淮、潇湘、洞庭、衡阳、桂阳漕船,“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不仅使“天子无侧席之忧,都人见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胆,三河流离者于兹请命”。而且“舟车既通,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可追贞观、永徽之盛”。宪宗敕书:“军国费用,取资江淮”。权德舆说:“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宣宗制书:“禹贡九州,淮海为大,幅员八郡,井赋甚殷……通彼漕运,京师赖之”。这说明唐代君臣都认识到,江淮漕运对京师粮价稳定,以及政治经济的重要作用。晚唐皮日休《汴河怀古》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下多”。“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鹿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在隋则害,在唐则利。”隋开运河为隋民之害、唐朝之利,宋张洎、明丘浚的评论,大要不出其范围。
为什么汉唐需要漕运东南粮食接济长安?这完全取决于关中天地人关系的消长。传统观点,认为户口多则国家强盛。但是,纯消费性人口的增长,即长安皇室、京官、禁军、士人等多种消费人口的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粮食。他们是东南漕粮的直接受益者消耗者。京师纯消费性人口的增加,而关中生产投入的不足——国有土地数量减少(水利灌溉面积减少)和劳动力数量不足,是造成汉唐京师长安粮食供应依赖东南漕运的重要因素。古人常说,地小人众、人胜于地、生之者少食之众,并非老生常谈,而是反映了人们对粮食问题的忧患意识。
京师皇室及服务人口众多。汉武帝时,司马迁就感受到了长安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称长安“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是当时三个地小人众的地区之一。《汉书·地理志》记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京兆人口就达到68万多,人口密度为95人/平方公里。长安县的人口已达到8万余户,24万口。西晋时关中人口百余万。唐长安人口约70万,其中,唐皇室宗室人口至少在3万人,开元、天宝中,宦官约5000—10000人,宫女约5万人,官奴婢有3万人,工匠乐户约3-4万人。总之,皇室及其服务人口大约15万。
京师官员人数增加。官员中,有京官(内官)和外官之分;胥吏中,有京师胥吏和外地胥吏之别。京官(内官),指京师帝王之官。内职掌,指为帝王及其家属服务的人员。职掌,指胥吏。京官和京吏之俸禄和粮料,由太仓支给。西汉哀帝(前6-2年)全国官吏130285员,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全国官吏368668员,700年间,唐比汉增加了近3倍。西汉京师官吏数,史书不载。东汉(25-220年)京官1055员、京吏14225员;唐贞观六年(632)京官640多员;开元二十五年京官2620员、京吏35107员。500年间,唐比汉增加了2·46倍。100年间,开元比贞观增加了4倍。
官员人数的增加,意味着禄米、职分田等的增加。唐京官有禄米、俸料、职分田、公廨田。京官,禄米自七百石至五十二石不等,外官禄米减京官一等。京官禄米,以太仓之粟充之。京官禄米一年约五十余万石。京官俸料,包括月俸钱、食料、杂用、课钱四部分,分别指官员购买粮食以外的生活必需品补助、工作餐和个人生活补助、自备工作所需物品补助、护卫和庶仆代役使钱之补助。上述四项,后合并为一种俸料供给。京官及外官,都有职分田和公廨田。京官及文武职事各职分田,自十二顷至二顷不等,并去京城百里内给。京兆、河南府及京县官人职分田,京城百里外给。京官公廨田,自二十六顷至二顷不等。“自大历(766)以来,关中匱竭,時物騰贵,内官不给。乃減外官职田三分之一,以给京官俸。毎岁通计,文武正员、员外官及内侍省、闲廐、五坊、南北衙、宿卫并教坊内人家粮等,凡给米七十万石。”
汉唐京官禄米取给太仓,是漕粮支出的大宗。汉官品级,以俸禄粮石数为名,如二千石、中二千石等。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杜佑上奏:“当开元天宝之中,四方无虞,百姓全实。大凡编户九百余万,吏员虽众,经用虽繁,人有力余,帑藏丰溢,纵或枉費,不足为忧。今兵革未宁,黎庶凋瘵。数年前,天下籍帐到省百三十余万户。自圣上御极,分命使臣,按地收敛,土户与客户共計得三百余万,比天宝才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出租賦者减耗若此,食租赋者岂非可仍旧如”。官员数量的增加,而交纳租赋者减少,是当时主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影响到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引起经国大臣的忧虑。
京师军队人数众多。武德年间,禁军约3万人。开元二十六年(738)北门禁军约3万人。自开元至天宝,驻守京师的宿卫兵约10万人,其中北门禁军3万,长从宿卫66000人。加上驻守同州、华州、歧州等,约12万人。唐前期府兵自办衣粮,而募兵则由国家供养。如按《汉书·食货志》“食,人月一石半”计,则10万军士,一年至少需要二百万石军粮,而不包括马料在内。天宝中,度支岁计,粟则二千五百余万石,其中三百万折绢布入两京库,三百万石回充米斗供尚食及诸司官厨等料并入京仓,四百万江淮回造米转入京,充京官禄米及诸司粮料,五百万留当州官禄及递粮,一千万诸道节度使军粮及贮当州仓。长安的皇宫尚食、京官禄米及折色占一千万石,各地节度使军粮约一千万。建中二年,沈既济上疏:“臣尝計天下财赋,耗斁之大者,惟二事焉,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犹空。”吕祖谦说:“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兵与漕运常相关。所谓宗庙、社稷之类,十分不费一分;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常视兵多少”。“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坏,未尽仰给大农,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于关中不过十万。后来明皇府兵之法渐坏,(募)兵渐多,所以漕粟自此多……府兵之法坏,聚兵既多,所以漕运不得不详矣”。汉唐长安漕运的增加,与禄米、军粮有直接关系。
京师士人太多。读书人口增加,是使京师粮食消费增加、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隋官制,对唐乃至对中国后期皇朝影响甚巨。在影响京师长安粮食供应问题上,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隋废除九品中正制,举行科举考试,读书人要到京师参加科举考试。第二,隋官员任命考核权归吏部,所有官员都要到京师等待诠选。这两种人聚集到京师,影响到京师的粮食供应和物价平稳。当时官员曾论及于此。开元三年(715)张九龄上疏说,“每岁选者动以万计,京师米物为之空虚”。开元十七年(729)国子祭酒杨说,“每年应举常有千数,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恐三千学徒,虚费官廪;两监博士,滥糜天禄。”约玄宗开元后期,洋州刺史赵匡上奏论科举弊端,第九条“官司运江淮之储,计五费其四,乃达京邑,刍薪之贵,又十倍四方。而举选之人,每年攒会,计其人畜,盖将数万,无成而归,徒令关中烦耗,其弊九也。”这些人消耗了长安来之不易的江淮漕运米。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上奏论科举弊端,提出“当今天下凋敝之本实为士人太多”的观点,他说:“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乌聚云合,穷关中地力之产,奉四方游食之资,是以筋力尽于漕运,薪粒方于桂玉,由是斯人,索我京邑”;“当今天下凋敝之本,实为士人太多。何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使下奉其上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养百口者,有养十口者,多少通计,一家不减二十人,万家约有二十万口”,他主张,如果一万人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则“我减浮食之口二十万,彼加浮食之人二十万;则我弊益减,而彼人益困。”减少浮食人口,可以稳定京师物价。洋州是天宝之乱后江淮漕运自汉水达洋州以输于扶风的必经之地,洋州刺史赵匡亲历督漕艰难;礼部官员职掌贡举之政令,礼部员外郎沈既济亲见京师贡举人数之多,亲历职事之繁。因此他们关于唐德宗时代京师物价昂贵、漕粮运输艰难、粮食消费繁重的认识,反映了实际情况。杜佑又探究了官制和科举弊端产生的根由,乃是唐代州郡县数量增多,选官途径增多,选官权悉归吏部。秦代列郡四十,两汉郡国百余,唐朝则有三百五十郡。郡县增加,必然增加官员数量。“秦法,农与战始得入官。汉有孝悌、力田、贤良、方正之科;岁郡国率二十万口贡止一人,约计当时天下推荐,天下才过百数;……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而门资、武功、艺术、胥吏,名目众多……比于汉代,且增数十百倍。安得不重设吏职”。自隋文帝开始,“内外一命,悉归吏部……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到京师参加诠选官员的数量必然增加。杜佑建议“俾士寡而农工商众,始可以省吏员,始可以安黎庶”。
京师佛道人口增多。唐长安佛寺众多,韦述在开元年间统计,长安有佛寺64所,尼寺27所,共计91所。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长安有佛寺81所,尼寺28所,共计109所。长安附近及秦岭山上还有许多佛寺,估计天宝时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佛寺至少在130-150所。如果按照每寺200人计,则长安及其地区的僧尼26000-30000人。长安城内共有道观30所,如果按照每所道观50人计,则有道士女冠5000人左右。寺院道观占有大量土地及其地租收入。但寺院道观占地,会减少关中纳粮地亩。杜佑指出关中粮食消费增多,是由于“仕宦之途猥多,道释之教渐起,浮华浸盛,未业日滋”等社会因素。
总之,盛唐时,长安人口约70万,其中依赖国家供给粮食的人口约32万,包括皇室及服务人员15万、京官和京吏37727,禁军和附近驻军12万,到京师参加选官和科举者最高1万等四种人口。如按每人年需18石计,长安依赖国家供给的30余万人口,约需粮食580万石左右。
关中郑白渠下农田,一年是否能提供580万石左右的粮食?土地,作为自然环境要素,指土壤、水系、动植物和气候等;作为生产要素,指耕地。关中生产投入不足,使其不能生产更多粮食。生产投入不足,指水利田面积的减少和劳动力人口的不足;人口减少,指关中向国家纳粮的农业劳动力(课户课口)的减少。在劳动人口素质、生产工具和技术水平不变时,耕地数量和劳动力数量投入的增加,是生产发展的关键因素。耕地和纳粮户口,才是统一皇朝发展的地理和物质基础。与消费人口的增加相反,关中土地生产能力不足,民田不足、水田减少,农业劳动力分散。
首先,耕地总量变动不多,但是关中为国家纳粮的土地面积减少。当秦孝公(前361—前338年)用商鞅变法时,关中地多人少,三晋人多地少,关中是吸引三晋的宽乡。到北朝和隋唐时,一千年间,关中人地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地广人稀,变成地少人众;由“宽乡”变成“狭乡”。宽乡指土地充足农户受田多,狭乡指土地不足农户受田少。为什么关中水利田面积会减少?大致有四种因素:
(1)王侯之家(食封之家)数量增加,使水利田面积和农户减少。分封,就是允许王侯之家直接占有大量耕地及其民户,自收租税。这必然减少国家的纳粮户和租税收入。汉初王侯百余人,王侯占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王侯土地多在东南。朝廷只有三河、东郡、颖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共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食邑还在其中。因此,汉初每年从关东漕运以供给京师不过数十万石,原因是京师官员数量少、朝廷领有郡县少。汉武帝削弱诸侯王,名山陂海尽归朝廷,汉郡**十;诸侯国大者不过十余城,小者不过数十里。汉武帝、宣帝时每年漕运东南四百至六百万石粮食到京师。“武宣以后,诸侯王削弱,方尽输天下之粟。汉之东南漕运,至此始详”。唐封爵九等,虽无其土,加实封者受国家租庸。自武徳至天宝,实封者百余家。封家食邑,遍据天下膏腴美地。到中宗景龙(704-710)时,“恩倖食邑者众,封户凡五十四州,皆据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数州,随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乐、太平公主,率取高貲多丁家”。于是韦嗣立上书论封户之费:“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问戸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绢两匹,凡百二十余万匹。臣顷在太府,毎岁庸绢不过百万,少则六七十万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国初,功臣食封者,不过三二十家。今以恩泽食封者,乃踰百数。国家租賦,大半私门。私门有余,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忧危。”自至徳二年(757)至大历三年(768),食实封者二百十五家,则大历时比唐初,一百五十年间增加了七八倍。凡食四万四千八百六十户。自至德元年至大历三年,封异姓为王者,凡百一十二人。十来年,封家增加了二倍多。封家增加,向封家交纳租粮的农户增加,而国家的纳粮户减少,赋税收入减少。因此,监察御史宋务光建议,禁止封家自征租税,一切附租庸输送。韦嗣立建议纳粮户交纳租庸后,“封家诣左藏仰给,禁止自征,以息重困。”直到开元时才规定,“凡诸王及公主以下所食封邑,皆以课户充,州县与国官、邑官共执文帐,准其户数,收其租调,均为三分,其一入官,其二入国。公所食邑,则全给焉。二十年五月勅:‘诸食邑实封,并以三丁为限,不须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封随庸调送入京。”封邑遍及全国,但关中封邑数量无疑会占很多,直接占有了国家的租庸调收入。
(2)隋唐京官的职分田、公廨田、赐田,多在京城百里内外,减少了关中纳粮土地和农户,从而减少了关中的土地生产能力和国家收入。隋朝开皇初(589年),苏威认为京师“户口滋多,民田不贍。欲减功臣之地,以给民。”但王谊说,“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功臣土地多,而民田不赡。关中及三河,民田不足尤甚。开皇十二年,“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其年冬,帝命诸州考使议之,又令尚书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竟无长算。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毎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关中成为著名的狭乡,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3)佛道寺院占地甚多。狄仁杰说:“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4)长安皇宫、王府、官邸、旅舍、民用和商业建设的增加。以上诸多因素,都使关中耕地减少。
其次,权势之家占有耕地,势必占有水利资源,关中郑白渠灌溉面积减少。唐朝重视水利事业,盛唐时关内道水利工程9项,次于河北道和河南道。关中水利工程,大半因汉魏之旧,但是工程数量、新辟水源和营建技术上都超过了前代。同州自龙门引黄河溉田六千余顷,朝邑、河西引洛水和黄河水灌田,水利工程向渭河南岸扩展。但是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减少了。秦汉时郑白渠灌溉面积达4万余顷。唐朝权势之家多在泾河渠道两岸设置水磨牟利,使水量减少,灌溉面积减少。高宗永徽六年(665),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说:“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磑,止溉一万许顷”。在高宗、玄宗、代宗、宪宗时代,王公权要之家以水碾阻断水流妨碍民田的情况,非常严重,京兆府的官员不止一次地依法撤去私碾,但是不久就恢复如旧。“至大历中(766-779),水田才得六千二百余顷”。自大历到宝历(826)六十年间,上游泾阳县权势之家阻断水流,影响了下游高陵县灌溉。要之,围绕郑白渠水利所进行的水磨和灌溉之争,实际是豪强争夺国家的利益,郑白渠的灌溉能力大大缩减了。
再次,劳动力投入不足,关中社会总人口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不足。唐朝京师各种消费性人口增长,而为国家纳税的农业生产力人口减少了,中唐以后情况尤甚。不少官员都指出,佛道人数增多,减少劳动力人口,从而减少了国家税收。狄仁杰说:“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李峤说:“道人私度者几数十万人,其中高户多丁……且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补之?”姚崇说:“自神龙以来,公主及外戚皆奏请度人……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杨炎说:“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佛道寺院占有土地、荫附避役农民,而为国家纳税的劳动人口大大减少了。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指出,近代以来,入仕之门太多,贵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入仕者多,则农工益少;农工益少,则物不足,物不足则国贫。九品之家,不纳赋税,子弟又得荫补恩奖,坐食百姓。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如沈泉。欢娱忧苦,若天地之相远,禄利之资太厚。尽管缺少数量统计,但为国家纳粮农业劳动力减少,而仰食于太仓者增多,确是唐人比较普遍的看法。
汉唐时关中不足以供长安。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隋文帝率百官、百姓到洛阳“就食”。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等,时常到东都洛阳“就食”。武则天前后居洛阳30年210天。关中粮食不足,洛阳漕运便利,当是原因之一。唐高宗末年(683年)陈子昂上奏:“臣闻秦都咸阳之时,汉都长安之日,山河为固,天下服矣。然犹北取胡宛之利,南资巴蜀之饶,自渭入河,转关东之粟;踰沙绝漠,致山西之储。然后能削平天下,弹压诸侯……今则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为阙矣。即所余者,独三辅之间尔。顷遭荒谨,人被荐饥。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陇已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此朝廷之所备知也……流人未返,田野尚芜,白骨纵横,阡陌无主,至于蓄积,尤可哀伤……遂欲长驱大驾,按节秦京,千乘万骑,何方取给?”他反对从东都运送唐高宗灵柩回长安,其理由是三辅遭遇旱灾,长安无法供应朝廷百官的基本生活需求。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上奏:“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匮乏”。关中地狭、粮食不足,成为朝廷最大的忧虑。
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杜佑《通典》指出,秦以关中而灭六国、唐以天下财赋供京师而国势不强的原因,在于关中水田和农业劳动力不足:“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人发秦地利,优其田宅,复及子孙。而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兵强国富,职此之由。其后仕宦之途猥多,道释之教渐起,浮华浸盛,未业日滋。今大率百人,方十人为农,十人习战,其余皆务他业。以古准今,损益可知。又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盛唐永徽中,两渠所溉唯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二百余顷。比于汉代,减三万**千顷。每亩所减石余,即仅较四五百万石矣。地利损耗既如此,人力分散又如彼,欲求富强,其可得乎!……诚能复两渠之饶,究浮食之弊,恤农夫,诱其归,趣抚战士,励其勋伐,酌晁错之策,择险要之地,缮完城垒,用我所长,渐开屯田,更蓄财力,将冀收复河陇,岂唯自守而已哉!”杜佑从农业劳动人数和水利角度,来评论秦汉关中的富裕和唐中期关中的衰败。秦汉,关中农业劳动力占全部人口的二分之一,农田灌面积近五万顷;而唐朝,关中农业人口才十分之一,而灌溉面积不足万顷。如能恢复关中农业发展,就仍可建都关中。但杜佑也意识到关中经济地位的下降。稍后,韩愈《原道》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古代农、工、贾都是生产者,只有士人才是消费者;唐代从事生产的仍是农、工、贾,消费者则包括士、僧、道,即“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生产者少消耗者众是财富贫乏、人民流离失所的根本原因。韩愈的说法,反映了人们对粮食生产与消费比例失衡问题的普遍忧虑。
开元、天宝时,当时天下赋税收入尚能满足长安所需的580万石粮食。天宝中,度支岁计粟二千五百余万石,其中一千万石入两京库、京仓,充尚食、京官粮料,五百万留当为外官禄米,一千万石供诸道节度使军粮及贮当州仓。德宗时“每岁天下共敛……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其二百余万石供京师,千四百万石给充外费。”二百余万石供京师,比开元天宝时减少一千万石。需求依旧,而赋税收入减少,六宫尚不能及时供应,京官禄米俸料不能全给。自至德后(756年)不给京官禄米。“自大历(766年)以来,关中匱竭,时物騰贵,内官不给。乃減外官职田三分之一,以给京官俸。毎岁通计,文武正员、员外官及内侍省、闲廐、五坊、南北衙、宿卫并教坊内人家粮等,凡给米七十万石。”德宗兴元元年(784)十二月詔,“京百官及畿内官料俸,准元数支给。自幸奉天后,运路阻绝,百官俸料,或至阙绝,至是全给。”昭宗乾宁初,有官员建议“取中外九品以上官两月俸,助军兴。”遭到宰相的反对而作罢。
长安太仓所需的580万石粮食中,关中能生产多少粮食?关中能交纳多少粮食?史书关于郑国渠的灌溉效益的记载,是有问题。唐大历初,郑白渠灌溉6200余顷,以亩产4石计,则仅收248万余石;旱田3000余顷,以亩产1—2石计,约收30—60余万石。水旱田合计约收获300余万石。唐前期课户课**纳租米,建中以后按丁产户等交纳两税。关中农户能交入京仓的税粮,大约最多二百万石。开元二十二年后裴耀卿为转运使,三年运700万石。二十五年,年成丰收,朝廷在关中收购数百万石余粮,下诏停止当年关东漕粮运输。天宝中每年漕运二百五十万石,而德宗时“令江淮岁运米二百万石”。”要之,关中每年大约能提供二百多万石,需要漕运关东二三百万或四百万石,才能满足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需要。而这个数量正是汉武帝以后、唐德宗贞元以后,一般年份的漕运额。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郑白渠并没有“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以上分析了汉唐京师长安粮食供应并不完全依赖关中,而东南漕运亦占半数以上的各种社会因素。这个问题,与自然因素有无关系?朱士光先生根据陕西省气象局与气象台的统计,认为,自公元前2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关中水旱有增多趋势,并且与气候变化相关。春秋、战国、秦与西汉前期(公元前770—前122年),关中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高于现代1-2c,平均降水量多于现在。西汉后期至北朝(前121—581年),关中气候寒冷干旱。隋和唐前中期(581—805年)7、8世纪,关中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温度高于现代1c左右,年降水量高于现代。唐代后期即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至北宋(即贞元年间之后的9世纪—11世纪),气候凉干。
可以看出,长安的粮食供应与关中气候变化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性,即西汉前期和唐前中期,关中比较温暖湿润。这些时期,长安的粮食供应,主要依赖关中。汉武帝以后,及唐德宗贞元以后,关中气候以冷干为特征。长安的粮食供应,则主要来自东南漕运。这个变化,除了前述的各种社会因素外,温度和降水的变化,是造成关中粮食生产能力不足、依赖东南漕运的自然条件因素。温度的降低,降水的减少,主要通过影响作物的生长期和土地的生产能力,来影响人类社会。而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各占多少比例,则比较难于确定。
综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班固引用民歌“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作为信而有征的史料,来证明郑白渠是京师衣食之源,并不十分确切。汉唐长安粮食供应,关中大约只能提供二百万石左右,要依赖东南漕运三四百万石。而造成关中生产能力不足的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有多种:(1)长安纯消费人口的增加,如皇室及服务人口、京官京吏、京师驻军、参加选官和科举考试人员、商业和佛道等多种人口的增加。(2)关中农业生产力的不足,如为国家纳粮的耕地减少、关中水利田面积减少(如食封之家的增加、京官职分田公廨田赐田多在京城百里内外、佛道寺院的占有土地,以及建设占地的增加等)、关中为国家纳粮的农户减少等。(3)自然因素,则是前2世纪至6世纪(汉武帝以后至北周),9世纪—11世纪(唐德宗贞元至北宋前期),关中气候向冷干的转变。所以,民歌所说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说法并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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