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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类推，直至五年时间，刘澜也只可能给他们五年的时间，当然选举也会逐步开放，直到每一人，现在想这些一点也不晚，就好像刘澜用人就有一套他自己的选材标准，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单子春和孙邵了。
为何单独说二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都比较符合刘澜心目中的样子，循吏，在他的眼里，不管你是清官还是贪官是直臣还是谄媚都不重要，在刘澜的眼中他看重和注重的只有结果。
而在县内推开新政最富有成效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单子春，这位刘澜在郑玄处偶然遇到的郑玄弟子，从那一天起刘澜就已经注意到他了，再次之后他只是一直追随着国渊进行军屯，后来开始土地改革。
跟了国渊两三年时间后，刘澜终于给了单子春机会，从里正到亭长他用了三个月，从亭长到县长他又用了三个月，而从县长到县令，整整一年时间，他的升迁速度之快绝对超越了所有人，这是他能力的体现，当然也同样是因为他这个人一早就在刘澜那里挂了名，有他的消息时，刘澜看到肯定会躲询问一两句，没他的消息时，偶然提起来也能关心几句，这对他这样的低级别官员来说，那可就不一样了，最少在下面多少人都会给他开一道方便之门。
当然单子春的升迁轨迹可并不是到此为止，虽然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变动，但是与刘澜亲近者都知晓，吴郡郡守的位置刘澜一早就已经拟定好了，就是单子春，很多人都有去仔细研究过刘澜为什么会对他情有独钟。
而在这些人里，国渊或许最有发言权，不管怎么说，国渊都称得上是单子春的师父，而对自己弟子的评价不会有第二人更适合，而他对单子春的评价就一句话，那就是单子春是刘澜治下少有的实战派。
这句实战派很少能有人去理解，因为在以往对于官吏的评价只有一点重农宣教，但是刘澜治下就不一样了，如果只是做到这一点那在他眼中和咸鱼没有区别，而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也就不用继续在这个位置上待下去了，人有的是，能干好县令的人更多。
他看重的是能不能真正做到大刀阔斧的改革，让所居民富，这才是他真正所看重的，或者说这才是刘澜所看重的，不管你自己的私德如何，不管你的人品如何，不管你是贪污还是刚正，只要你敢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让所居民富，那刘澜就会用你，因为这些就是他眼里的循吏，因为刘澜只注重结果，不是他不去注重过程，而是他没这个时间就了解。
这是刘澜所重视的的循吏，而在他的眼里孙邵也同样算得上是循吏，当然孙邵与史记中的循吏有没有相似刘澜不好评价，他只能用自己看到的去加以评价，孙邵很有原则，在一些事情上从不妥协，如果他是那种很圆滑并精通于事故之人，那他就不会和张昭的关系如此僵硬。
而就孙邵此人来说，他绝对算得上是低调不招摇的人，刘澜可用确定一件事，他是真正没有所谓的派系，如果非要去形容的话，只能用朋而不党，当然他这样的人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对此刘澜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评价，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刘澜就算干预也不可能对他造成任何的改变，索性就让他正常发展，只要他自己的特色不改变，那刘澜就没什么可担心的。
而刘澜看中他，其实还是因为以前发生的一件事，那就是秣陵的土改，刘澜下达任务，孙邵整整一个月没有动静，当时刘澜都生气了，觉得他就是在忽悠自己，甚至觉得这位东武第一任相国也不过如是，但就当刘澜准备撤销他的职务前，孙邵突然出手，那才叫一个稳准狠，直接将丹阳的一切都理顺，土改顺利执行。
而事后刘澜与他交流，问他这一个为什么不行动，而得到的结果却是他之所以没有贸然行动是因为民间对于新政了解不足，贸然改革只会让有心人利用激起百姓的反弹，而要直达土改本质，首先就必须要利用好舆论，所以这一个月的时间他不断的派人在民间推广宣传，而他则亲自拜访与他交好的世家，在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之后，土改与新政也就顺利开展了。
刘澜之前对他的所作所为还有些不了解，但听到了他的解释之后，刘澜才真正审视他，要么不出手，出手必成功，这种人才是他最需要的，因为对孙邵有所耳闻，所以刘澜需要通过这件事来考察他的才能，而也是因为这件事让孙邵真正走进了刘澜的视野，奠定了他成为刘澜股肱之臣的关键一步。
如果刘澜将孙邵称之为循吏，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清流不用想必然就是张昭了，文化修养高，为人正直勇敢，为世人所钦佩，而其更是甘于直谏为世人所标榜，刘澜身边第一清官好官，而他越是为自己攒名声积清誉，那名将对他刘澜的评价就不会太高，这种事情只要他是真的为了自己好，刘澜可以不计较，可问题是在他眼里的张昭，最少有四成是在博取直名。
如果用鹰派和鸽派来形容，张昭就是鸽派，没有大刀阔斧改革的勇气，也没有兵出四方的勇气，做事只知道妥协，美其名曰为了百姓，但又做出了一些什么实质的内容去改善百姓的生活，可能连孙邵十分之一都不如。
相反再看孙邵，话不多，但都是在脚踏实地的干着自己的事情，在改变百姓的生活，所以张昭在他眼中就是那种口号喊得响，却什么事情都不干，嘴巴好话说一堆，把他形容成穷兵黩武不顾天下的恶人，可他自己却有拿不出什么切实有效的办法去改变现状。
再看孙邵，话很少，因为他们这些循吏做事情从来不会在口头上去喊口号，口头上去行动，而是真正的去做事，有些时候或许他们的手段会有些偏激，被人恶语相向甚至咒骂，但是为达目的他们从来不会去在意外界的眼光，也许当时会有人不理解，但之后却会得到百姓的交口称赞。
单子春如此，孙邵也如此，传统的儒学是真的已经很难在适应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已经很难适应刘澜，因为他们的所做的一切，在刘澜眼中无一例外都会变成保守与虚伪，也许他是戴着有色的眼镜，可这种事这类人见得多了，你让他如何改变？
但单子春和孙邵就不一样了，刘澜很多次的与下面的人讲，我看重的不是你道德感化了多少百姓，不是你治下出现了多少的盗匪，不出现盗匪的州郡就是治理的好，出现了盗匪的州郡就是你治理无方，官员的认定不能以治下的犯罪率来评定，更不能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来界定。
刘澜很明确的提出了他对官吏的要求，说白了他就是实用主义，他要看到的是一个县有多少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谁治理下的百姓衣食无忧，这才是他所看重的，你的能力儒学水平天下闻名，治下百姓天天之乎者也，但吃不饱，那对不起，给老子滚蛋。
反正吃得饱穿得暖，还能吃上蔬菜和肉，平时还能买些蜜饯，那你就一定会被重用，这就是刘澜的态度，哪怕你生性贪财，税收要求一百，你自己贪了一百三，可百姓没有怨声载道还生活无忧，我完全可以不去追究你，可如果你站在道德制高点，但让你税收一百，却只收上来七十，百姓就算不怨声载道，这样的咸鱼，要你何用。
能力与道德，到底哪个重要，让刘澜选肯定是能力重要，让曹操选，也一样，要不然他二人都不可能颁布招贤令，不管你的身份地位，也不管你的道德高低，有能力你就能在秣陵又一席之地，当然如果你又有能力又是一名道德高洁之人，那就最好了，两者兼顾岂不美哉。
可如果两者只能选其一，那刘澜也同样都欢迎，道德高者有其可以做的事情，比如刘澜给张昭安排的职位，不就非常好的利用了这一点，除此之外，监察这样的官职也是首选，毕竟这些人眼里不揉沙子。
这些古代的士大夫，毫无疑问都是修身养性、性情高洁之人，他们爱惜羽毛比爱惜自己的性命都重要，而这还是党锢之后的现状，如果没有发生党锢，这类人只能更多，而他们这类人，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实干方面差那么一些。
不过郑学弟子的出现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这也是刘澜治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郑学生，他们的品性没有问题，但是他们的能力同样也不可多得，但真正能够达到单子春者，还是太少，就更不要说孙邵了。
如果真要选拔内阁，他敢保证孙邵是很难有机会的，可有他在的话，这种风气势必要改变，扭转一些歪风，都说大汉朝不可保，早就烂到了根子，从上至下烂透了，那么他现在就是在重新栽种重新培育。
这是块沃土，是能够培养循吏的沃土，但是不要忘记，循吏用好了造福一方，可用不好或者他们为了某一目标而不择手段，甚至是舍弃伦理道德，最后却没有成功，反而搞得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比如郅都，所以有些事情是相对的。
而刘澜的态度也一早就表明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会重用张昭而不给他实权，给孙邵实权却又不给他职位的原因，而这才是他用人的核心。
我要用这类人，单子春和孙邵就是他手中的快刀，而如何防止这把快刀在伤人的同时伤己，那就必须要有张昭这些人，我让你去做事，那是为了注重实效，是要看到结果，最好的结果，可如果你走偏了，或者与刘澜所希望的结果发生了偏差，那么张昭们的监督就会在关键时刻出现进行制止。
刺史与州牧不同，刺史只有监察之权，而未来的内阁将有刺史的任免权，再加上监察御史等等一系列的监察官吏，可以说他们不仅不会受到打压，反而还多了一份真正属于和适合他们的工作。
监督和纠正的权利，刘澜给予张昭的是什么权利，监督的权利，给予孙邵的是主导实干的执行权利，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做事情，但是却必须受到监督，这样就能最大限度的限制他们在做事的时候不会出现大的乱子和岔子。
如果单子春能够达到孙邵的能耐，就好像在丹阳土改与新政的时候，能提前看到问题的难度与困难，先去排除难题再去进行改革的话，刘澜自然不会担心，这种人指挥让用他的人放心，因为不会出现什么大乱子。
但单子春毕竟年轻气盛，做任何事不可能像孙邵那样照顾周全，他是看中了一件事，不管有多少难题，我只看最后的结果，而这也是他之前在徐州，因为战火百姓不多所以改革较为顺利，但如果他去了吴郡，他还能这么肆无忌惮的进行改革？
到时候逼急了吴郡的世家，只怕闹出流血甚至是造反的事情都不意外，为了做事不计后果，不怕困难有些时候是好事，可有些时候就会发生问题，不折手段只是一种手段，而且在刘澜看来也是最低级的一种手段，是那种实在没有办法之后才会选择的背叛手段，真正聪明人，想做事敢做事，那一定是像孙邵这样的，能够做到对症下药。
但这世上并不是人人都是孙邵，需要历练更需要成长，而监察御史们就是这类官员的紧箍咒，是保证他们成长的助推器，刘澜当然希望他们能够相辅相成，共同进步，毕竟只有这样，才是对秣陵真正的好。
而他们一直斗，那最后双方都只有得不偿失，对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