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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天不亮，百余名罪大恶极的贼人即被五花大绑，秘密地押出城外。待到午时三刻，县令孙传庭一声令下，负责行刑的秦兵抡起鬼头大刀，将这些贼人一齐处斩。之后便收敛首级，准备报给朝廷，尸身则就地掩埋，不留痕迹。
其实按照朱由检的本意，既是“杀贼冒功”，像这种偷偷摸摸的事，还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干比较合适。但这个时代的人都迷信，觉得被斩之人不论身犯何罪，其鬼魂都会纠缠行刑之人，故而一定要在正午阳气最盛时处刑，这样阴魂才不敢作祟。
朱由检对这种理论虽然哭笑不得，但所谓入乡随俗，他还是同意了这个安排。毕竟比起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改进，观念的转变更难。只要不对他的事业有大妨碍，这种转变也不妨徐徐进行。
处理完这些死刑犯，就该处理那些罪不至死的流贼了。当然朱由检不太懂这个时代的法律，便问孙传庭这个时代都有哪些刑罚。
孙传庭答道：“《大明律》与隋唐律法一脉相承，对罪犯有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此五刑又从商周五刑转化而来，商周五刑则是依据‘五行’之说设立。五刑之外，皆为非刑。”
朱由检听说刑罚居然能和“五行”之说扯上关系，不禁大感兴趣。又联想到前世的刑法，分为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恰好也是五刑。于是便饶有兴致地问道：“为何刑罚之数非得是五呢？这商周五刑与隋唐五刑又有何区别？”
孙传庭便侃侃而言道：“数字从一至九，五在最中。中则正，刑罚之数为五，也正是取其中正之意。商周五刑分别为墨、劓、剕、宫、大辟，暗合五行之道。火能变金色，故墨以变其肉；金能克木，故剕以去其骨节；木能克土，故劓以去其鼻；土能塞水，故宫以断其*；水能灭火，故大辟以绝其生命。”
这段话说得半文半白，把朱由检听得一头雾水。经过孙传庭的详细解释，朱由检才知道：墨刑又称黥（音晴，小弟觉得对这些生僻字，有必要标出读音，读者大大看着会比较方便一些，以下同）刑，是在犯人的面部或额头上刺字，再染上墨汁，作为受刑人的标志。由于墨汁深入肌肤，怎么洗也洗不掉，所以不管过多长时间，走到哪里，一眼便可让人看出曾是罪犯。像《水浒》里的林冲“刺配沧州”，其实就是这种刑罚。
劓（音义）刑就是割掉犯人的鼻子。这比墨刑更为显眼，而且人没了鼻子，立即变得奇丑无比，可以说是极大的污辱。所以劓刑比墨刑更重。
剕（音沸）刑又称刖（音月），就是砍断犯人的脚。受到这种刑罚，犯人就会落下终生残疾，丧失劳动能力。而且受刑中遭到的痛苦也极大，因为“割劓用刀，断截用锯”，锯子生生把脚锯下来，想想都让人觉得不寒而栗。
宫刑又称腐刑，这个就不用孙传庭解释了，看过《笑傲江湖》的都知道：欲练神功，挥刀自宫！不过作为五刑之一，那可不是犯人自愿的，而是对一个男人最大的惩罚，太史公司马迁就曾遭此酷刑。后来宫刑虽然废除，但这项手艺却保留了下来，成为太监的“专利”。
这四项刑罚统称肉刑，顾名思义，是损害犯人**的刑罚。而最后一刑“大辟”，说白了就是斩首，也是五刑之首。
朱由检听孙传庭介绍完商周五刑，不觉浑身直冒冷汗，半晌才喃喃地道：“这五刑也太残酷了！”
“殿下所言极是。”孙传庭忙恭谨地道，“刑罚过酷，有失君王仁义之道。有鉴于此，两汉魏晋以来，才逐渐将商周五刑废除，至隋《开皇律》正式确立了新的五刑，并一直沿用至今。”
接下来他又为朱由检讲解了《大明律》中的五刑：“笞（音吃）”，就是用木板或荆条责打犯人的屁股或大腿。
“杖”，俗称打板子，与笞刑类似，但行刑的工具换成了木棍，造成的伤害也更大一些。
“徒”，就是囚禁犯人并带上枷锁等刑具，强迫从事劳役。现代的“有期徒刑”就是由此演化而来。
“流”，与徒刑类似，不过服刑地点换成了边远地区，和前世的“新疆搬砖”意思差不多。这个时代交通极不发达，把犯人流放到边疆，这人基本上也就回不来了，因此“流”重于“徒”。
“死”，顾名思义就是死刑了。这条倒是和商周五刑没什么区别，仍是斩首。
听完孙传庭的介绍，朱由检心中也有了计较。对待这些流贼，既然不打算处死，“死”是用不上了。而“流”又不具备条件，所以只剩下“笞”、“杖”、“徒”三种刑罚。
其中“笞”和“杖”都是肉刑，即使判了徒刑，也要同时施以肉刑，作为对犯人的惩罚。
“孙大人，我看这样吧！”朱由检沉思片刻道，“将这些流贼皆判处一年徒刑，但不要同时施以肉刑了。”
“这…”孙传庭又犹豫了，很显然这样的判决是不符合《大明律》的。
朱由检却笑道：“本王并不是舍不得打他们。相反，正因他们罪孽深重，所以才要最大限度地赎罪，而赎罪的方法就是重体力劳动。如果将他们打得动弹不得，本王还得养着，那多不划算！”
孙传庭听得目瞪口呆，心想这秦王千岁在如此严肃的问题上，怎么像个生意人一样精于算计！
其实朱由检自有打算。他当然不会告诉孙传庭，这是他构想的法律改革的首次尝试。现代的刑罚与古代截然不同，改造与惩罚并重，也更加文明和人道。
做为一个穿越者，朱由检当然想把现代的先进法律制度搬过来。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制度的建设却全在于人，其中统治者的理念和心智往往起到巨大的作用。
在他看来，为了避免大明和中华民族走向衰亡，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要“与时俱进”。而《大明律》颁布已有二百多年，沿袭的更是隋唐的制度，如今实在是非改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