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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实际掌权的大院君是个老油条，接到了金三顺的电报之后并没有大喜或者大惊失色。向中国提出请求还真不是刚夺回权柄的大院君想出来的主意，而是到中国留学过的金玉均等人提出的建议。
民朝很重视城市建设，金玉均等人在武汉铁道学院上学，眼看着中国城市快速发展，大量基础建设疯狂推行，又听了些发展理论。让这帮人理解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毕竟金玉均他们想理解看到的民朝生产力，就得先理解现代科学。这对于这些认为读了圣贤书就理所应当的成为官员的人来说未免太过于脱节。对他们来说，理解基础建设拉动社会支出倒是比较容易的，这种无须科学与数学支持的玩意通俗易懂。钱么，民朝开动印钞机之后就随处可见，金玉均等人还非常支持纸币发行。
就在去年，高丽刚清洗了闵妃集团，中断了与日本的通商。经过大半年的肃清，高丽国内局面倒也稳定了一些。稍微稳定之后，那帮心怀国家的高丽官员就蹦出来要求“发展高丽经济”。
“王上，”金玉均神色坚定，声音也非常坚定，“我等在民朝的时候，就见民朝国内对重点城市大力建设。特别是都城南京，民朝花了极大的钱。就我们所了解，这些钱都给了干活的工人，工人有了钱之后就能生活，置办家什。整个民朝经济立刻活跃起来。王上已经看过那么多民朝南京的照片，也听过诸多讲述。都城百业兴旺，税收立刻就是一大笔钱。微臣已经写了数份奏折，想来王上已经看到。民朝这些年远胜满清，就是因为他们用了这等法子。我高丽虽然人口没有民朝那么多，也有千万之众。若用此法，百姓生活定然也能好上许多。”
金玉均讲完，其他到过中国留学的官员也纷纷表态。民朝的富庶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民朝的经济政策也让这些人在不明白之余心向往之。金玉均提出的建议并非金玉均一人所想，这些官员们也都有或多或少的参与。
如果只是某几个人的建议，大院君或许还真的肯听听。现在有这么一批人支持，大院君内心深处本能的就出现了反对的意思。对于君主来说，任何政治上的变数都会引发政治上的动荡。政治上的动荡不管原本目的何在，都会引发政权的震动。所以一切都能在国君利益最大化的那一瞬凝固不变才是最好的发展。只有这样，权力才能千秋万代的延续下去。
不过大院君毕竟是经历过种种风雨的老油条，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不过是自己的想象而已。世界绝不可能一成不变，在大院君的前半生，统治中国的是满清。然后满清就在短短不到十年内滚进了历史垃圾堆。新崛起的民朝可不是过去的延续，而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永远生活在旧日的好时光里是所有人的渴望，不过这仅仅是一个渴望而已。
“国库尚且空虚，哪里有钱来大兴土木。”大院君找了一个非常常识化的理由。不过他这话说的其实很没道理，因为当年大院君真正掌权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兴土木，重建了景福宫。景福宫是高丽王朝的正宫，占地面积广阔，殿宇规模宏大，可谓是巍巍王权的象征，但它在高丽宣祖年间的壬辰倭乱中被焚毁。此后历代国王都居住昌德宫等别宫中。由于景福宫重修需要耗费巨资，因此其重建计划被搁置了260多年，直到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刚刚执政的大院君就果断下令重建景福宫。
自己就有这样的行动，此时又冠冕堂皇的来反驳别人新建首都汉城，不管大院君的语气如何行若无事，对这段历史非常清楚的诸臣心里面很不以为然。金玉均等人如何苦劝，大院君一句“与民休息”就把此事给死死堵住。毕竟么，推翻闵妃集团的政变刚结束没多久，高丽现在表面上需要的就是安定。
走不通这条路，金玉均等人大为失望。眼看这么好的机会就要流失，年轻人自然沉不住气。他们商量一番之后决定，先尽力推动这件事。如果走不通大院君这条路，那就不妨去求民朝皇帝韦泽，若是韦泽肯下令，以大院君对民朝的服从，定然能够让他回心转意。
高丽使团接到再去央求韦泽的电报，此时大大会议已经结束，他们根本没了见到韦泽的机会。前去民朝相关部门请愿，得到的回复是“此事找民朝驻高丽办事处咨询”。等高丽使团把这道消息传递回高丽，李鸿章以及中央派来的人已经抵达汉城。
韦泽对“李中堂”的能力并不否定，但是他也不可能真的任由“李中堂”在高丽独断专行。新成立的“民朝驻高丽办事处”是一个局级单位，办事处主任李鸿章，办事处党委书记则是一位刚过三十岁的年轻干部严复大校。
与李鸿章这帮污点重重的家伙一比，同样是身为降将的严复已经算是根正苗红了。还在福建水师学堂上学的时候，严复接触到了光复军的传单。这位年轻学员看了传单，见到了被光复军打得落花流水的福建清军，对养家深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就动了心思。看了光复军在佛山大败英国侵略军之后，十三岁的严复就离开学堂跑去了广东光复军那边。
有文化，还是海军专业出身，更懂些中医，严复这种复合型年轻人才很快就成了部队里面重点培养对象。十几年在海军摸爬滚打，数次进军校深造。严复上校参加了好几次海战，就在他参加了锡兰海战，与战友们一起大败英国舰队之后，忽然接到命令，让他到英国当使馆武官。两年后工作期满，他回国后就到了党校深造。学习期满准备继续回部队效力，又接到韦泽的命令，让他出任民朝驻高丽办公室党委书记一职。
临走的时候严复的老领导韦泽还亲自见了严复一面，会面的时候韦泽说的明白，“李鸿章的能力我并不担心，但是我们是党指挥枪，领导工作的是党。从这个角度来看，李鸿章的政治理念我就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安排严复政委到高丽当党委书记，就是要你把高丽办公室的工作承担起来。”
背负着祖国的使命，背负着都督的重托。严复书记抵达高丽的第一件事不是接风洗尘，而是立刻召开正式会议。
“同志们，大家都是新成立的办事处成员，我们就是一个整个团体。在团体里面处于领导地位的自然是党委。所以从今天开始的一个月内，我们要在整个办公室体系内对党组织进行梳理。光复党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组织，对于有上进要求的同志我们并不拒绝，只要符合党员标准，经过党组织的考核之后，我们就会有选择的吸纳合格的新同志。我身为党委书记，这也是我的责任。”严复现在处于预备役状态，所以他穿的不是海军军服，而是橄榄绿的预备役军服。头上带了橄榄绿的八角帽而不是大檐帽，预备役军服的更接近普通服装多些，这是为了明确的区分出现役与预备役的不同。但是两杠四星的阶级章令袁慰亭等人甚为羡慕。只要再升一级，严复就是将军。一位共和国的将军，那就是高高在上的真正大人物。虽然年龄和严复相差不多，双方的地位差距可大有天差地别的意思。
严复并不在乎别人的这种眼光，他从加入光复军那一刻，就已经把身家性命都投在了这个当时让严复觉得无比强大的军队。十几年来这支军队，这个政党从来没让严复失望过。此时面对新同事，严复却还沉浸在不久前和韦泽的谈话的情绪中。
在舰队里面干过军医，干过驾驶，干过舰长，干过政委。严复稍微有些不太能理解韦泽的意思，他沉声问道：“都督，我是去当书记还是去当监军？”
韦泽从容答道：“当然是要当书记。我之所以选你，是因为我们在高丽工作考虑的是国家利益，这和在国内工作还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在国内推行的政策，目的是人民的富裕、进步、解放。在高丽的行动，某种程度上让高丽人民变得富裕和进步，是因为只有按照这种基本规律去做，才能最大程度的满足中国的利益。我们不能对高丽竭泽而渔，因为竭泽而渔是没办法让中国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这么讲你能明白么？”
严复能理解韦泽的话，他答道：“我会努力按照规律去做。”
十几岁的时候除了扛枪，还要当护士，当医生。第一次给人治疗脱臼，第一次给人缝合伤口，第一次掌舵，第一次参加海战。做这些工作之前，严复都进行了充分的预习，而实践过程与预习和准备相差甚远。随着成长，经验丰富了，预判和现实的差距也不断缩小。可严复也深深明白一件事，想象和实践之间的差距之大往往如同天地。
很快稳定了情绪，严复说道：“我是军队出身的，军队这地方讲的就是纪律，同样也是要讲民主的。我们先确定新的驻高丽办事处的组织结构。什么是领导单位，什么办事单位，这两个单位之间的关系，责任，以及相应的民主决策过程。大家对此有什么意见么？”
李鸿章、袁慰亭、王士珍、曹锟等人都没真正干过上层，对于领导单位和办事单位这两个名词稍微有些听闻，却从来没有真正明白过。现在严复提问，一众人纷纷摇头，“请严书记给我们好好讲讲！”
领导机构就是制定决策的，办事机构就是执行决策的。在韦泽的理想中，他是希望能够完成这个制度的建立。并且把优秀成员吸纳进光复党，最终形成一个稳固的体制。当然了，在传统的官僚体系中，这也可以被看成是官与吏的区别。
幸好严复是军人，军队里面称呼的指战员是指挥员与战斗员，而军事民主就是事前的讨论，不能因为指挥员负责指挥，就可以简单粗暴命令战斗员们“给我去死！”除了严格执行“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战术训练之外，平时为何而战的政治宣传，以及战时要把执行的基本向部队讲清楚，各级指挥员要能够起到带动作用。这是个很复杂又很简单的事情，核心就是有没有组织观念。如果认为自己是组织的一员，这就很容易做到。
李鸿章一直是没机会真正混进上层，所处的地位只是个办事人员。他原本以为严复只是要明上下，定尊卑。没想到严复竟然能够讲述如此道理，李鸿章心里面最大的感觉是懊恼。当韦泽没给他机会的时候，李鸿章发现他连核心权力阶层的门都没摸到。
袁慰亭和王士珍等人则是惊喜，他们原本以为通往权力顶峰的路和真正的道路之间的迷雾终于被彻底揭开。这两人都发现，只要跟着制度走，并且表现出自己的能力。权力之门对他们这样出身不怎么好的人也没有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