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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二十一世纪的商业高度发达,今日之生活很多都能在宋代找到源头或雏形,如商业一条街、全天候的营业店等。如潘楼南街(鹰鹘一条街,专门贩卖稀有飞禽走兽的)、茶汤巷(茶坊一条街)、马行北街(医药一条街)、和乐楼(马市)等等。潘楼东街,服装一条街,全天候营业,宋时称之为“鬼市子”。
京城著名小吃有曹家从食、史家瓠羹店、万家馒头店、丁家素茶店、李四家北食店、金家南食店、郑家油饼店、海州张家胡饼店、马铛家羹店等等,生意做大的,都连锁经营。生气勃勃的商业,迫使越来越多的人将眼光从土地上转了出来,尽管宋代农业上科技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江浙农民深耕熟耨,使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放田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苗根坚固后,再车水入田,称为“还水”。此后,遇旱不枯,可保丰收。当时,上等田亩收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可随着商业的繁荣,越来越多的人对商业充满了向往,宋神宗时历朝历代不受重视的商业税首次超过农业税。首都开封有商业行300余个,行业众多,分工细化。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买卖,譬如剥莲子(锤石莲),即是把剥好的莲子卖给水果行和药铺。这么个小业务,也能成为一种行业,养活一群业内人士。其时,从事该行业的有数十家之多。
商业的兴盛繁荣,甚至波及到了佛门。相国寺原是战国时魏无忌(信陵君)的故宅,宋时不仅是全国佛教中心,而且更是国际佛教活动交流中心(《水浒传》中鲁智深落脚的地方)。相国寺除了搞讲座培训之外,也搞大型商业活动,向社会开放做展销会使用。每月五次,名曰“万姓交易大会”。展销区规划非常明确,大三门上卖珍禽奇兽;第二、三门皆家具什物,生活用品;近佛殿、殿后资圣门前,这两块地方卖书画文教用品,如赵文秀笔、潘谷墨等。本寺工作人员也不闲着,尼姑兜售绣作、领抹、帽子等纯手工制品。和尚兜售佛牙、手链、护身符等,这些看似不起眼,却是宋代国库来源之一。
除了这些外,宋代积极开拓海外贸易,一个尚不是大一统的王朝,其海外贸易之盛,远远超过前代。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早在开宝四年,就设置市舶司于广州。以后,北宋政府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桥镇(山东胶县境)、秀州的华亭县(上海市松江一带)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
宋金并立,双方贸易往来仍然频繁。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可以说宋代的繁荣固然有农业的功劳,但最大的功勋应该属于商业,一个明明羸弱的王朝,却依托商业成为天下第一等的经济强国,这本身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更让人不可思议的在于,一个大一统大明王朝,在收入上竟还不足人家的零头,这说出来或许是个笑话,可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巨大的落差,让徐朗也不得不对此事做出了过多的关注,竟过自己多日的潜心研究,以及杨峥的潜移默化,或多或少有些新的看法, 宋代从传统的农业上跳出了固有的圈套,在通过宽松的环境,律法上的优待,以及对商人体会的提高,甚至对商业的扶持,技术上给出支持,造就了宋代商业上的传奇,大量精致的商品吸引大量从依靠土地过活的百姓,使得他们开始依赖土地,变成将土地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想卖便卖,并非不可能,至少没了土地未必不能生活,这样的后果,必然造就了越来越多人从事工商业,随着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渐增多 产量加大 投入资本大幅度扩充 因此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 也已不单独只是农业了 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国库的充盈,百姓富裕,商业的繁荣,让人惊叹的传奇,一切的一切源自宋代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那便是无意识的将百姓从土地的束缚之中走出来,给了他们更多的选择,而宋代的百姓选择了商业,朝廷也据此从中得到了实惠,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原则。
只可惜,这种良好的模式,大明并没有更好的继承下来,虽说在商业模式上,明代继承了宋代,可在管制上太过死板,如对某些重要商品,如盐、茶等实行专营制度。明律规定,盐和茶都由国家专卖,商人必须向官府交钱买“盐引”和“茶引”。“引”是商人运输货物的凭证,印有法定的重量单位。明洪武元年修定的《盐引条例》,规定犯私盐罪者绞,有军器者斩。其后在《大明律•;盐法》规定,凡犯私盐罪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斩。朝廷凭借国家权力,将有较大市场、利润较大的商品垄断在官府手里,使民间商业的经营范围缩小,极大地限制了民间商业的发展,一些无力经营的小商小贩,在头破血流之后,不得不重新回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田地上,如此以来人力重新被土地所束缚,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不变,且没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百姓所需要的粮食越来越大,迫使百姓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耕作上,这样的后果即便是中国的耕地像花园一样井井有条,没有一块荒地,中国产的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美也难以改变百姓的日复一日的贫穷,依赖于农业的国库,也难以充盈。
可以说大明延续六十年,时至今日其弊端正是在此。
苏州作为一个繁华的城池,他有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古迹名园”的独特风貌,可以说其地理位置是得天独厚的,相较于汴京城好不逊色,事实上从宋代时,苏州城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甚至商业的发展都走在前途,即便是与汴京城相比也好不逊色,能有这一番景象,说到底还是其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经济作物的数量增多,出现了茶叶、蚕桑业等商品性农业,尤其是蚕桑业后来居上,逐渐成为蚕桑业中心。除传统手工业不断壮大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部门,成为丝织品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金银制作业成就非凡,有“造作局”专门制造牙、角、玉等制品。商业发展冠盖东南,城中商业交易频繁,市场分工日趋细致,城乡经济联系更为加强,以至于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描写:“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
元代时“苏州城漂亮得惊人”,是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城市中有河道堙塞、“人皆聚闾而居,开凿为难”的说法,不难想像人口多、密度大的盛况。丝织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以至朝廷设立了“织染局”,作为专门的织染机构。另外,民间协调和管理丝织业的行会组织也开始出现,其商业活动的数量之大和范围之广不亚于汴京,可惜的是大明建国六十余年,苏州非但没有延续前朝的辉煌,反而是走了下坡路,时至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七百九十万石。宣德五年,松江额定征收田粮的起运部分为四十三万九千石,实征六万六千石,只征得百分之十五。实在如有人所说:“只负重税之名,而无征输之实。这样一个繁华富庶的城池,竟连寻常的税收都难以维持,究其原因,当真全是洪武爷怒其张士诚加重了这一地区的田赋所造成的困境么,这固然有之,可洪武加派的赋税再重,能重得过宋给辽、金的岁币,给西夏的岁赐,以辽为例,就大势而言,澶渊之盟后岁币给绢银合计三十万匹两,仁宗时增加到五十万匹两,每年定期缴纳,比起这些,洪武加派的那点赋税着实不算什么,可就这么点赋税,苏州仍旧承受不起,大量百姓逃亡,昔日的繁华早已是昨日的黄花,若硬要说苏州破败的原因的话,除了土地对苏州的束缚外,的确在找不到任何牵强的理由。大量的百姓因朝廷重农抑商,不得不将大半辈子埋与土地之上精工细作,这样的结果,固然为大明造就了不少粮食,可其弊端也十分的明显,百姓没有更多的空闲,因为贫穷购买商品便成了奢侈品,购买力的下降,造就了苏州的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必然减少商人的从业人数,使得大量的人埋首黄土,从而导致农业始终占据着苏州大半个江山,若说湖广一带到也罢了,哪里人少地多,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未必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