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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月上旬，帝国陆军做好了进攻苏联的一切准备，而空军也在按计划将主力从东部抽调到西北，在这样的情况下，赵庭柱随时都能在鄂木斯克发起进攻苏联的“雷霆计划”。
这将是赵庭柱第二次在此发动战争。
在此之前，为了防范帝国陆军可能发起的大规模军事进攻，苏联已经将第6坦克集团军抽调回车里雅宾斯克地区，在全国范围内也再一次加紧征调更多的兵力，大量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士兵直接被投入到战场上，除了兵力的数量优势外，苏联确实是再也没有其他优势可言。
德国则一直在和帝国进行交涉，尤其是通过波兰这层关系，试图在帝国出兵之前达成一致的新协议，但从整体上而言，德国还是既欢迎帝国出兵，又不希望帝国窃取德国的胜利果实。
帝国可能要进攻苏联解放哈萨克斯坦的消息让大英帝国喜忧参半，好消息是中英在南亚的势力争斗肯定会有所减缓，坏消息是中国不惜向苏联开战也要推动哈萨克斯坦地区的独立，这本身就足以证明中华帝国反亚洲殖民化的立场是多么坚定，矛头迟早还会对准大英帝国。
对日本来说，这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好消息。
中国拥有足够的实力同时开启两场战争，除了受制于飞行员数量的空军，帝国中央军部并没有从日本战场抽调兵力返回支援北方联军，一切按部就班，帝国也并没有因为要同时掀起两场战争而出现紧张局面。
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工业产能都能证明帝国的军事潜力到底有多大。
这一点是苏联和德国都不能比拟的，更不要提日本和英国。
……
对历史有了解的人大致能够记得在1910年的夏天，长沙起义之前曾经发生一件惊动全国的悲剧，一户普通人家因为粮价飞涨而无力抚养子女。最终一家四口跳河自杀，此事直接导致了长沙暴动和随后的新军起义，也由此拉开了中华帝国成立的序幕。
在三十年后，1940年的长沙再一次出现了惊动全国的惨剧，一个让全国愤怒不已的事件。
1940年6月，湖广地区遭遇了五十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此时全国水利工程的主干工程都已经完工，人们对此并无特别的担心，结果在6月下旬。长沙瓯江水库突然出现塌方事件，洪水随即淹没了周边14个县镇地区，不仅导致了重大的经济伤亡，也导致了数千人死于非命。
此事发生后，中央内阁和湖南省政府反应还算迅速。第一时间抽调全国之力进行抢险救灾，但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瓯江水库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偷工减料行径，甚至在招标过程中都明显存在着多项不合理事项。
案情的严重性，以及湖南省政府廉政局和检察机构办案接连遭遇特殊阻力的情况下，中央调查总局开始越过中央内阁对涉案官员、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排查，最终的结果是令人怵目惊心的，在现中央内阁农业水利大臣李树澄担任湖南农业水利厅厅长的1930年至1937年间。湖南省前后一共有17项重大水利工程存在严重贪污**问题，涉及工程金额超过2.5亿中圆，李树澄个人贪污的款项约在2000万中圆左右。
这不仅是帝国三十年建国史上最大的贪污受贿案，也是堪称当年袁世凯案的翻版。无论是案件内贪污手段和数额，两者都非常接近。
比之前者更为恶劣之处是此案牵连的多家建筑公司都存在着青帮社团的背景，湖南省廉政局在办案期间有两名成员被谋杀，其他多名工作人员遭到报复和劫持。
由于案情的严重性。多年不问政事的宋彪皇帝也安排裕华皇储亲自以中央调查总局副总长的身份，负责全权调查此事。内廷也由总长陈嘉佑两次代表皇帝和中华皇家慈善总会奔赴长沙安抚愤怒的群众。
在此期间，由于青帮涉案严重，导致多批赴省政府请愿的乡民在半路上被青帮成员暴打，再次导致多人丧命。
事情到了这一步，在全国媒体的密集关注下，不仅对光复党的40年选举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人们也开始真正的关注中国的非法社团，作为农业水利大臣李树澄的提名人，首相顾维钧也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
选情前所未有的大好之下，民主党理事长及首相选举人宋教仁在这一年的9月10日，拜请内廷安排时间前来觐见宋彪皇帝。
在过去几年间，宋彪皇帝和宋教仁只有过两次见面，来往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密切，但是关系还维持的不错。
世上总存在万一的特殊情况，宋彪皇帝也需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宋教仁带领民主党竞选成功，成为中央国会的第一大党，并且推选首相成功，那宋彪皇帝还是要继续和宋教仁保持合作。
所以，随着民主党这些年逐渐取得一些局部的竞选成功后，宋彪皇帝在政治上已经同两党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轻易不打击一方，也不扶持一方。
宋彪皇帝其实很清楚，中国的光复革命已经成功了，现在人们考虑更多的是新的民主革命，这也是宋教仁在这些年在民间，特别是在中产阶层中声望大增的原因。
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总是会存在非常多的问题，中国现在的问题表面上是不多的，不管是苏维埃主义、民粹主义、非法社团、贪污**、反战、贫富差距等等问题，在光复党多任内阁的处理中都显得不是特别严重。
同样不可否认，光复党的长期执政使得地方一些省政府内部确实存在蛀虫，中央调查总局近十年发现的贪污**大案多是集中在省政府一级，而且特别是湖南湖北这种内陆省，地方媒体不发达和民主党派活动不兴盛的省。
民主党这些年一直能在沿海的福建、两广获得在省政府执政的机会，特别是在广东省。连续三届稳赢选举，前年的广东省议会选举中，光复党理事长汪兆铭亲自坐镇广州，最后也未能帮助光复党的竞选人乔正良获选，以114万张票的悬殊差距败选，惹的汪兆铭差点在党内辞职谢罪。
如今这破事又轮到了顾维钧。
按照帝国宪法的规定，国会竞选早于总理竞选三个月，10月份确定新一届国会议员名单，再由国会议员联合推选新的帝国首相。一旦推选成功，首相任期即为五年，并且只有超过70%的议员通过不信任案投票，首相才会提前结束任期。
50%选票可以当选，70%选票才能被罢免的宪法规则使得帝国各届中央内阁都很稳定。加之光复党这些的执政成绩优良，三任首相人选都是出类拔萃之选，确实也极少出现大的民调波动。
此次显然是一个例外。
在民主党理事长宋教仁提请觐见的请求后，宋彪皇帝也是犹豫了几天才批准了见面，既然决定见了，索性就大度一些吧。
宋彪皇帝让内廷安排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在宣政园接见宋教仁，并且安排了晚宴招待宋教仁一家。
帝国有两个宣政园。一个是中南海的宣政园，那里已经成为帝国国家博物馆的一部分，另一个就是中央宫的宣政园，同慈政园不同。宣政园大部分情况就专门用来接见国会议员和各党派人士。
这天上午，宋彪还在处理中央军部的事务，下午回到中央宫就安排宋教仁到宣政园觐见。
9月之京都依然炎热。
宣政园是1935年之后新建的皇宫宫殿，设有水暖系统。通过地板、墙壁、铜柱之间的铜管内的水流调节温度，夏天降温。冬天升温。
比起中央宫办公厅所采用的中央空调，宣政园更为舒适一些，宋彪皇帝这两年也更多的喜欢在宣政园里处理国事，甚至是接见外宾。
到了下午两点，宋彪皇帝午睡了一个小时后洗漱一番，这才前往宣政园喝下午茶，此时秋热烦燥，下午喝杯凉茶总是不错的选择。
宋教仁谨慎的在此等候了将近十多分钟的时间，这才见到皇帝陛下。
见到宋教仁后，宋彪皇帝显得很平常，在宋教仁鞠躬敬礼之后，他就招揽宋教仁坐下来，陪他一起喝茶。
岁月不饶人。
宋教仁一晃也是年过六旬的头发花白之人，昔日的风采倒是依旧在，这些年间，他已经不在内阁任职，一直积极推进民主党内部的改革，1930年至1935年曾经竞选过的浙江省长，凭借极高的个人声望轻易当选，也拉开了浙江省成为民主党和光复党交替执政的大幕。
在宋教仁的改革之下，民主党一改过去和光复党争锋相对的局面，调整政策偏向于中产阶层，这使得民主党在沿海大城市的支持率节节攀升，但在内陆地区，民主党还是未能有牢固的民众支持基础。
两党竞争总是难免要打嘴炮，汪兆铭又是非常喜欢在纸面上做文章的人，他攻击民主党只有民粹主义，没有真正的民主主义，真正的民主主义应当是全民享受福祉的国民之主义，而宋教仁则批评光复党鱼龙混杂，沆瀣一气，操控地方机构等等非法事宜，以及轻视中产阶层、忽视社会福利体系改革等等问题。
有批评才能有进步，问题只是光复党根生蒂固，竞选总能大获全胜，已经缺乏内部改革动力，这倒不是顾维钧一个人就能扭转的局面。
要说党派扶持，如果没有宋彪皇帝和皇室的支持，宋教仁的民主党也决计很难支撑到今天，但是两人今日的见面却有点尴尬。
宋彪沉默无声的喝茶，咀嚼着核桃仁，仿佛身边的宋教仁并不在场。
宋教仁今天还是穿了一身黑色的西装礼服，配着蓝色的领带，而皇帝还是一如既往的身穿着他的便服，白底琉璃红纹的龙袍便服，显得很肃静。
红白色、黄色和蓝黑色是皇帝龙袍中最受宋彪皇帝所偏爱的。但是红白色确实穿的更多一些。
民主。
宋彪皇帝一直在思考着这件事。
他仔细研究了民主和资本主义这件事，对于帝国这种特殊的国家，他以为民主和资本主义所能带来的最棘手的问题有两点，一是地区性的民粹分裂主义；二是贫富差距的扩大。
帝国直至今日依然严禁土地兼并，在《农民保护法案》中严格的对所有农户提供最基础的保障——只要是农户，原则上都至少要拥有15亩的田地。
如果对比21世纪的共和国和印度，那么你会发现共和国唯一的好处是同样的人口和耕地条件下，共和国可以保障所有农民拥有十几亩的田地，而在印度。即便是在21世纪，绝大多数的土地也都掌握在地主手中，极少有普通的印度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在田租和税收的压力下，印度农民以几十户的方式集体自杀的情况屡见不鲜。
不管世界如何吹嘘印度的体制。宋彪皇帝一贯认为这种体制如果是以几亿农民生不如死为代价，那就没有任何意义，反过来，即便另外一种体制存在各种弊端，但如果能在基础层面强制保证所有农民至少拥有维持生存所需的农田，那就绝对有存在的价值，而且这个“所有”是十亿人口之多。
这真的不容易。
这很重要。
宋彪皇帝对光复党的支持之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光复党强有力的实现了他的这个要求，以税收、国家补贴和国家法律的形式保证所有农户都拥有最低的土地。
光复党所采取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由政府直接持有一大部分的土地低价租给农户，而且。这些土地是绝对不允许转让的，农户可以一次性签署超过60年的农业经营权。
在地方的农村合作社和农业合作协会都会参与乡村内部的协调工作，切实保障每个农户都有土地可种，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农户实际上能够拥有更多的田地，但也确实存在很多农户将自己的土地出售掉。然后低价租借县政府的公田。
这种公田政策是民主党攻击的重点，这一点很正常，因为民主党所代表的中产阶层对此有着特殊的利益需求，要求取缔公田，允许土地更为自由的流通。
宋彪皇帝很讨厌这一点，哪怕现在很多农民也积极要求政府批准这一提议，但是，政府应该保护的不是这些富裕的农民，也不是这些短视的农民，而是更多的贫困农户。
确切的说，宋彪皇帝确实很讨厌苏维埃主义，但在所有体制中，他也必须承认唯独这种体制中的集体土地政策能够满足他和中国农民的需求。
中国的人口太多。
想要保证每一户农民都拥有土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此时的宋彪皇帝非常担心，总有一天，情况会被改变，土地兼并被允许，农民开始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唯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帝国开疆辟土，更大规模的扩大帝国疆域；二是帝国人口减少，不管是以节育手段和政策，还是以大规模对外移民。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帝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一直都在干这件事。
在帝国人口突破5亿大关的今天，确实大约有1/5的国民生活在传统疆域之外的地区，其中仅从苏俄夺回及新占领的土地就解决了大约四千万人口的生存空间。
所以说，扩张主义对帝国而言必然是长期国策。
民主党恰恰又是国内反战力量的主要阵营。
宋彪皇帝只能说宋教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也是他在过去几年间减少对民主党的支持，并且拒绝接见宋教仁的主要原因。
随着他的年龄增长，日渐趋向于保守政策，对于宋教仁的民主党就愈加感到讨厌，在他看来，不管是民主党还是民主党的拥护者都显得过于自私。
几乎将一整杯茶都喝完，宋彪皇帝才将茶杯放下，很平静的同宋教仁问道：“你这几年一直是东奔西走，为民请愿，很是劳累，身体应该还能撑得住吧？”
这番寒暄让宋教仁很是受用。因为他知道皇帝通常不是一个会和别人寒暄的人，他挺高兴的回答道：“回禀陛下，我的身体肯定是没有问题，这是越忙越硬朗。”
宋彪皇帝感叹道：“那就好。咱们说几个正经事吧，作为执政党，光复党内部的问题是越来越多了，需要狠狠的教训一顿，我倒是很想知道，在你看来。光复党现阶段有哪些问题？”
宋教仁想了想，如实回答道：“光复党的问题其实也简单，无非就是一党独大，太傲慢，听不得其他政党参政议政的意见。独断专行，中央政府的情况还好一点，在地方省一级政府就简直是一群混蛋在执政，傲慢的令人发指。”
虽然不喜欢民主党的政策导向，但宋彪皇帝还是尽可能的保持党派中立原则，同宋教仁鼓励道：“他们傲慢混蛋，那就是你们的机会。好好把握住机会即可。”
宋教仁答道：“话是这么说，可光复党也是会打选战的老牌政党，他们有执政优势，一到选举期就牢牢抓住两个大票仓和一个大钱仓。一个是农会，一个是工会，最后的大钱仓当然就是远东、江南、南洋这些大财团。譬如说华商总会，每年确实也给我们捐赠一笔政治捐款。但给光复党的分额足足是咱们的十几倍，如今一打选战都是钱在撑着场面。他们每个竞选议员背后都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还能搞定媒体那边的工作，这真是让我们无可奈何。”
宋彪笑呵呵的感叹一声，道：“所谓民主也不过就是这样罢了，美国和英国何尝不是这样。”
宋教仁只能点头承认。
他其实心里很明白，每一次到了关键时刻，皇室操控的几大财团还是会义无反顾的站在光复党背后，而光复党所维持的公田制度也一直能掐住各地农会的这个大票仓。
帝国的民主体制就是这样的情况，省议会决定省长，而省议员是按各个县评选，这就意味着资金雄厚和关系深厚的政党总能在大多数的县获胜，最终敲定省议会的多数席位。
省议会的选举一般滞后国家议会选举一年，这就意味着中央内阁一旦确立，中央的执政党又能影响省一级的选举，对于最重要的具有表率作用的几个经济发达省和人口大省，顾维钧首相和前首相唐绍仪，包括其他内阁大臣也都会亲自下去辅选。
譬如说1936年的江苏省和上海省议会选举，原本是民主党占据一定的民调优势，但就在最后关头，顾维钧首相忽然巡查上海、南京等地，发出一番豪言壮志，要以中央政府支持的形式继续支持长三角经济建设，结果就让江苏、上海在最后时刻翻盘，反而再次出现了光复党在省议会中占据超7成席位的局面。
简而言之，宋教仁和他的民主党也是一直在奋斗，一直被打压。
宋彪皇帝对这样的局面倒是很满意，其实他也清楚光复党内部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但如果没有民主党的牵制，那问题会更多更多，民主政治中的政党斗争不仅能扯你后腿，还能将对方的各种祸害之处都抓出来恶骂一番，逼对手作出改进，一起共同进步。
想到这里，宋彪皇帝忽然觉得支持民主党多赢一些也未必是坏事，只要中央政府相对稳一点，让地方给民主党一半的机会，那也足以教训光复党，顺道淘汰掉那些傲慢的自以为是官老爷的旧式老议员、官员。
不执政是不会暴露问题的，反过来多给民主党一些受监督的机会，多暴露民主党内部的一些问题也不错。
现在帝国内部存在三个大政党，分别是中左翼的社民党，右翼的民主党和中间派的光复党，至于极右翼的国家青年党、极左翼的劳动党都不是很受欢迎，只有极少数的人支持。
帝国采取宗政分离政策，所以，宗教社团是不允许进行政治活动的，工会、农会等社会机构可以集体投票，而像净土宗教义协会就不能集体投票，帝国的《政教自由法案》也严禁宗教团体操纵成员集体投票，一经发现都要予以严厉的处置，某种程度上。这也可是视作对藏传佛教、喇嘛教、回教的地区独立主义的严格控制。
帝国在宪法上，实际上也将国家主导政策确定为中间派，三大政党之间的差别也就是中左、中右的差别，纯粹的左翼、右翼政党并不受社会的支持，民主党的右翼自由主义色彩倒是更受企业界的推崇，但对于大财团来说，和中间派的光复党合作显然更为可靠。
虽然还不清楚光复党在最近五年间逐渐扩大的一些新问题有多么严峻，同时也不喜欢民主党的右翼自由主义政策，但是。宋彪皇帝此刻觉得有必要给民主党一些新的支持，更为激烈的威胁光复党，逼迫光复党进行重大的全新改革。
想到此处，宋彪同宋教仁说道：“我们也有几年不见了，对于你现在所推行的一些新的党派政策。我还是很陌生的，我们今天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可以讨论这些事情，你不妨就详细的说一下吧。”
宋教仁挺高兴的点着头，不急不慢的从头说起道：“我所建立的民主党，从始至终都在积极的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改革，这一点是陛下您所深知的，并且。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间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积极的推动了帝国的民主进程。今天，国家贫富差距扩大和产业垄断的问题已经威胁到了帝国的未来，帝国在亚盟的领导地位也一直未能得到真正有效的体现。而亚洲的自由反殖民运动也未能得到帝国的鼎力支持，从国内政治而言，我们需要继续推动民主进程，推动妇女权益的解放。推动社会的公平建设，我们认为光复党执政的三十年。国家经济虽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正在急剧恶化，我们需要的改正这一点，推进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我们需要让富人和寡头企业多纳税，多承担社会责任，让广大的中产阶层和普通民众都能受益。在国际社会，我们也要追求新的公平价值，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以更大的力量投入到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中，稳固帝国在亚洲的领导力和利益，扩大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声望，让帝国成为一个更受欢迎的更为公正的世界领导国家。”
宋彪赞扬道：“想法很好。”
宋教仁重点强调道：“民主党现阶段真正最为重要的政治诉求就是公平，国民在呼唤公平，这是因为帝国社会发展至今，不公平已经成为国民的公敌，在地方，在乡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乡绅操控权柄，侵占其他国民党利益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这些乡绅，包括非法社团同光复党的结合是一件极其丑陋，而又世人皆知的问题，此乃我国政治清明之重大障碍和弊端。”
宋彪皇帝沉默不语，他对此并不是特别支持。
中央调查总局对此做过比较详细的调查，乡绅恶霸和非法社团问题是帝国内部一个很大的顽疾，但是，中央调研局并不认为这就是光复党所特有的弊端，民主党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执政期间也存在着很严重的这些问题。
换而言之，这是一个基础的国家问题，与政党关系不大。
打黑扫非是容易的，但要打掉全国上下最为普遍的乡绅恶霸问题，那就非常复杂了，因为乡绅恶霸的背后都是本地大姓大宗的垄断问题，在乡镇民主的推进过程中，几乎70%以上的乡镇镇长都被本地大姓所窃取，不管是光复党，还是民主党，想要获取在地方的支持都必须和这些大宗大姓出身的人合作，吸纳他们入党，最终就造成目前的这种在整个帝国内部基层都很普遍的不公平现状。
这一点不管是阎锡山在抗日前期推行的民主试点，而是共和国在改革开放后推行的农村民主选举改革，最后都普遍性的落入这个深坑中。
至于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确切的说，顾维钧和宋教仁其实都是束手无策，只是相互打一打嘴炮罢了。
这个问题同样让宋彪皇帝为之困扰。
陈瑾曾经有一个提议，那就通过出台法律进行限制，以“为国家培养青年的地方行政官员”的名义，严格限定乡镇的地方长官竞选人年龄不得超过40岁，鼓励年轻大学生回乡参加民主竞选，鼓励他们从政。通过提高素质和限制年龄层次来制约这种情况，虽然不是一种能够治本，也未必就能治标的办法，但又是当前可能来说唯一的好办法。
除此之外，肯定还是要通过加强镇一级的司法机构的权力和执法空间，对农村地区的各乡村普遍问题实施更为严格的法治管理。
宋教仁将这个问题拿出来进攻光复党，宋彪皇帝实际上没有任何感觉，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的调研结果还是很清楚的。
当然，宋彪也没有说什么闲话。政党都是这样，总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攻击对手。
他稍加思量之后就决定绕开这个话题，同宋教仁继续问道：“其他的问题呢？”
宋教仁原本倒是想在这个问题上大肆攻击一番，感觉皇帝并不想在这件事上质询下去，就只好转个话题答道：“其次还是公田的问题。公田制度肯定是有问题的，首先在执政方，政府管则权力过于集中在政府内部，容易出现贪污舞弊现象，社会机构管，给地方乡镇的农合会，又容易被乡镇本土恶势力操控。不管是采取哪个政策，地方在公田问题上的表现都不佳。随着帝国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工商业的发展，我们现在更应该让土地自由流通，允许土地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扩大兼并规模。”
宋彪有点不耐烦了。很干脆的说道：“有问题就先想办法进行改良，如果因为麻烦而废除，是否会有超过数千万的农户失去土地，沦为佃农？这是什么时代了。难道还一定要有地主存在吗？”
宋教仁则道：“陛下，保证人人有田种的理想确实伟大。但这样的政策是不合理的，维持这种政策的社会成本太高了，而且在实施的过程中各种不公平的问题层出不穷。在南方的很多县，公田甚至能占一个县的耕地数量的1/2，但这些耕地基本都被当地大宗大姓的农户瓜分。在帝国工业化进程如此迅猛的今天，我们的工业还是缺乏大量的劳动力，农民需要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宋彪指责道：“你这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逃避问题。帝国现在有1.7亿人口是农民，不是每个农户家庭都擅长种地，都擅长经营，你不能让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帝国泛滥，让自然去淘汰他们。人类的文明在进步，我们有责任照顾弱势的群体。你说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但我们初衷是好的，只是办法上不对，那我们就应该改变办法，只要我们努力，总能找到合适的办法。你不能抓着这个问题当作政治议题去炒作，是的，这个问题炒作起来确实有利于民主党，但真的将公田体制废除掉，那就真的有利于所有农民的生存吗？”
宋教仁沉默不语。
他和宋彪皇帝确实是有多年未曾接触了，所以，对于皇帝目前的政治偏向是缺乏了解的，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他非常想执政，想以自己的力量去改善中国，而且，他也坚持很多自己和政党的理念，他和民主党现在一个最为重要的核心思想就是尽可能的保障社会的公平。
帝国的公田制度是农业税改革政策的遗留问题，因为当年强制规定耕地持有量超过一定限额是要额外征收巨额的税款，国家同时有权回收超额的耕地，通过这样的政策，欧阳赓内阁时期大量回收了全国超过1/4的耕地。
按照最初的设想，欧阳赓首相是考虑逐步将这些公田出售给耕地数量较少的农户，但到了顾维钧内阁时期，顾维钧就改变这个设想，转而采取廉价租赁的政策，以强制性的政策保证人人有田种的政治承诺。
这个政策某种程度上是顾维钧能够连任两届的根基，但在过去的十年中，公租田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大量不公平的现象，农村大宗大姓宗族以各种名义霸占公田的事情非常普遍。
比如一个李家村，他们一个宗室有百余户人，在村里占2/3的数量，他们就可以操控本村的农合会，操控村长的选举，然后采取各种手段将公田都霸占下来，只有李姓能够拿到公田，逼迫其他农户家庭离开。
现在国内有一种政治议潮，那就是取缔村长选举，或者限制村长权力，改变传统的农村自治惯性，在各村都建立普遍的警察所机构，由警察所机构维持地方秩序，而公田的分配执行一概由县一级的政府机构控制，或者是由县政府委托农业协会负责，这就可以在最大限度上限制农村大姓的影响。
这个说法普遍遭到了比较大的反对，如果光复党坚持这么搞，它很可能要损失上千万张选票，甚至更多。
现在帝国总计有合法选民1.35亿，全国各乡镇的农协控制着大约三千万张选票，所以说，这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大票仓，轻易是不能得罪的。
顾维钧迟迟不敢搞这件事，很大程度上还就是忌惮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反复，当然，民主党目前的倡议和主导政策要比光复党还激烈一些，他们的态度就是直接取缔，但这个倡议还真的很吸引人。
宋彪的观点是取缔本身是不对的，不负责任的，而且在取缔过程中的不公平和渎职现象会更加严重。
这天下午，宋彪和宋教仁就最近比较热的一些政治议题都讨论了一番，说实话还是比较失望的，民主党已经不是他喜欢的那个民主党了，做为一个更精明的政客，宋教仁也不是过去那个宋教仁了。
晚上举行皇家御宴招待了宋教仁夫妇后，宋彪让裕华皇储亲自送宋教仁夫妇离开，他则去了御书房，单独给陈瑾打了电话，让陈瑾到御书房见他。
此时此刻，宋彪唯一还能继续寄予厚望的只剩下陈瑾了。
就这些年而言，陈瑾这个女婿在很多问题上同宋彪皇帝的态度还是非常接近的，不管是对外政策，还是国内治理的主导思维，他们都有极大的相似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