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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顺刚汇报了已圆满处置了曾巩曾大人的丧事，王木木又派新任务了，还是白喜之事。
原来是咱们自已人——哈佛大学的学监富弼相爷寿终正寝了。
王木木跟富相爷还是有蛮多的交往的，王木木非常欣赏富相爷的为人。
相传富相爷年少时就是一个机智少年。一天，少年富弼走在洛阳大街上，有人过来悄声说：“某某人在背后骂你！”
富弼说：“大概是骂别人吧。”
那人又说：“人家指名道姓在骂你呢！”
富弼想了想说：“怕是在骂别人吧，估计是有人跟我同名同姓。”
骂他的人“闻之大惭”，赶紧向富弼道歉。
年少的富弼分明是假装糊涂，这“不认骂”，显示了他的聪明睿智。善于消释痛苦者，向来不“放大痛苦”。俯仰之间可见心胸之狭阔，古往今来的高人和凡人，也就在这里分野了。[]恋千年167
富弼所处的时代，真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大宋王朝井喷似的涌现出许多人才：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苏东坡、王安石等，都轻轻松松地通过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取得了功名。富弼的科举之路却不很顺利，最初他是以茂才（秀才）的身份登上文坛的，但他不气馁，从容地和“大腕们”交往。当时的文人们经常搞文艺沙龙，在酒楼聚会，『吟』诗作赋。大家看到一个青年，面目清秀，稳重大方，但20岁出头了，还是一个茂才，都替他感到惋惜。这个年轻人却不卑不亢，来了，就找一个角落坐下来，安静地听别人诵诗，末了，才稳稳地站起来，把自己的作品念给大家听。他的文章真是好，每每成为诗会的压轴之作。大家最后总结评判，都夸赞他的文章不错。
富弼成名后，被誉为“洛阳才子”。当时范仲淹已经颇有名气，认识富弼后，对富弼大为赞赏，说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宰相晏殊。晏殊是奇才，不到20岁就考中进士，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一名句。他一眼看出富弼有发展前途，就问范仲淹：“这位洛阳才子可曾婚配？”范仲淹回答：“尚未婚配。”晏殊满意地点了点头。
当时晏殊尚有一女待字闺中，正托知贡举陈祥帮忙选婿。陈祥对晏殊说：我观富弼之文章气度，有宰相之才。范仲淹见晏殊喜欢富弼，就和陈祥从中撮合，富弼终成为晏殊的东床快婿。
富弼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考中进士，当时他已经27岁了，属于茂才异等科及第。步入仕途后，他先到河阳（今孟州）任节度判官厅公事，接着到绛州（今山西新绛）﹑郓州（今山东东平）为官。几年后山东一带多有兵变，有些州县长官见『乱』匪势强，软弱无能，不但不去镇压，反而开门延纳，以礼相送。后来朝廷追究，派出工作组下来严查。
范仲淹坐镇处理这些事。富弼对范仲淹说：“这些州县长官拿着朝廷俸禄，竟然姑息养『奸』，形同通匪，都应定死罪，不然今后就没人再去剿匪了。”
范仲淹则说：“你不知道啊，土匪势强，远在山林，难以围剿，地方『政府』兵力不足，贸然围剿，只能是劳师伤财，让老百姓白白受苦罢了。他们按兵不动，以图缓剿，这大概是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啊。”
富弼不同意范仲淹的看法，脸红脖子粗地与自己的恩师争执起来。有人劝富弼：“你也太过分了，难道忘了范先生对你的大恩大德了吗？”原来，富弼考中进士后，正值皇帝下诏求贤，要亲自考察天下士人。范仲淹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把富弼叫来，给他备了籍，让他集中精力写出对政事的看法，富弼因此得以被皇帝赏识。
可是，富弼回答：“我和范先生交往，是君子之交。先生举荐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观点始终和他一致，而是因为我遇到事情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怎能因为要报答他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呢？”
范仲淹事后说：“富弼不同俗流，我欣赏他，就是因为这呀。”
富弼遇事有主见，不盲从，不随便附和别人，即便对天子也是这样。
宋仁宗赵祯，看到了大宋政策的弊端，要做一些改革。在大臣递交的方案中，他看中了范仲淹和富弼的方案，于是在全国推行他俩提出的十条改革措施。历史上把这次改革称为“庆历新政”。
范仲淹为了推行新政，跟韩琦、富弼等大臣到各地走访，筛选各路（“路”是宋朝行政区划的名称）监司（监察官）。有一次，范仲淹审查一份监司名单时，发现其中有贪赃枉法的官员，就提起笔来，把这些人的名字一一勾掉，准备另选他人。富弼在一旁看了，心里有些不忍，就对范仲淹说：“范公啊，你这笔一勾，可让这一家子都哭鼻子呢。”
范仲淹严肃地说：“彦国啊，我若不让这些官员的一家子哭，那就害得一路的百姓都要哭了。”这一次，富弼不再和范仲淹争执了，他觉得范仲淹说得对，此后办事就更加实事求是了。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富弼升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一个分管京都监狱的中级官员。是年春，契丹国大兵压境，扬言要以武力扫平中原，要求大宋割地赔款才息兵。慌了手脚的宋王室，赶忙商议派大臣出使契丹求和，但朝中大臣皆因此行凶险，不敢前往。有人推荐富弼，富弼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大使，拜任枢密直学士，出使契丹。见到辽国皇帝，富弼问：“为何要出兵攻宋？”
辽国皇帝回答：“是你们违约在先，堵塞了关隘，所以我们要进攻。如果你们割地求和，我们可以撤兵。”[]恋千年167
富弼正『色』道：“我知道你自己并不想出兵，而是你的臣子嚷嚷着要打仗。你可知道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牟利？”
辽国皇帝惊讶地问：“此话怎讲？”
富弼说：“我大宋封疆万里，精兵百万，上下一心，若你们要用兵，能保证必胜吗？即使你们侥幸获胜，也要损伤过半，这些损失你那些好战的大臣能够弥补吗？如果我们还像以往那样互通友好，大宋每年赠给你的钱帛，还不都是你辽国皇帝一人任意支配吗？”
辽国皇帝想了想，点头称是。
富弼又说：“至于中国堵塞关隘，本是为了防范叛军，并不是为了进攻他人。若是为了进攻，就不堵塞关隘了，而是要打通关隘，前去进攻了！”
辽国皇帝觉得富弼说的都是实话，第二天就邀富弼一同打猎，但他提出一个条件：“如果能割地给契丹，则两国可长久修好。”
富弼问：“为什么？”
辽国皇帝说：“我们都以每年领受你们的钱帛为耻。”
富弼马上反问道：“你们以得地为荣，我们必以失地为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想让我们割地求和，万万不能！”
面对这个既善辩又强硬的来使，辽国皇帝感到无奈，最终不再要求割地。就这样，富弼不避生死，不辱使命，只说了一番话，就打消了契丹国进犯的图谋，使两国化干戈为玉帛，此后的几十年间，两国一直和平相处。
富弼后来又出使契丹，也大获成功，展示了其超人的胆识和外交能力。他第一次去契丹时，家人来报，说他的女儿死了，他不顾而行；第二次去契丹前，他的妻子生了个男孩，他来不及看一眼，就启程了。到了契丹国，每得家书，他连拆都不拆。
随从不解地问：“这是家书，为啥不拆？”
他回答：“拆了，徒『乱』人意！”
富弼为人不慕虚名，他一心为国，受到仁宗嘉奖，欲提拔他为枢密副使。他力辞不受，上疏仁宗：“（大宋）与契丹再结盟好，大臣们都以为太平无事了，万一契丹毁约，又来进犯，我岂不是死有余辜！陛下啊，您只要卧薪尝胆，不忘边患，多虑国政，就不用考虑我的职位高低了。”
过了一段时间，仁宗欲再次提拔他，并派宰相去劝说：“此次任命是别有用意，非因你出使契丹有功，请受之。”他这才接受了枢密副使的职位。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六月，契丹和西夏发生战争。契丹出兵10万西征，并遣使至宋，要求大宋与西夏断交。范仲淹怀疑契丹国是声东击西，可能与西夏联合攻宋，建议朝廷马上增兵，驰援西部边陲。富弼冷静观察后，认为契丹不会与西夏联合、杀个回马枪再来攻大宋。当时朝廷上下非常担心，议论纷纷：如果大宋受到攻击，你富弼是否以头颅谢罪呢？
富弼很平静地说：“放心，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结果如富弼所料，契丹并没进犯大宋边境。
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富弼被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日拜相。两年后的一天，仁宗上朝时突然昏厥，被扶入宫中诊治。朝中大臣十分惊慌，议论纷纷。庙堂之上的富弼却很冷静，他和文彦博一起留宿宫中以防不测，并随时询问仁宗病情，使宫中秩序很快恢复。后来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劝仁宗早立皇嗣以安定人心。
富弼克己奉公，为官清正，颇有廉声。富弼出任枢密使时，宋英宗赵曙刚登上天子的宝座。赵曙上台后，将其父仁宗皇帝的遗留器物，都拿来赏赐给朝廷重臣。众臣叩头感谢领赏之后，一起告退。赵曙却单独请富弼留下，又在惯例之外，特别赏赐他几件器物。富弼先叩头谢恩，然后就坚决推辞不接受这份额外的赏赐。赵曙有些不高兴，轻描淡写地说：“这些东西又不值什么钱，你没有必要推辞呀！”富弼恳切地说，“东西虽然很微薄，但关键是额外所赐。大臣接受额外的赏赐而不谢绝，万一将来皇上做出什么例外的事来，凭什么劝谏呢？”最终富弼还是推辞掉了这份赏赐。
至神宗立，为了富国强兵，神宗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进京，变法改制。神宗想问问富弼对变法的看法，因富弼是三朝元老，许其肩舆至殿门，不必叩拜，坐下说话。结果富弼一见神宗就说：“我反对变法。”神宗又问边防事宜，富弼说：“陛下执政不久，当布德行惠，希望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听后十分失望，革其相位，以仆『射』出判汝州。
富弼见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与之争，于是称病退休，欲回洛阳，上疏几十次才被准许。临行，他又上疏神宗，说王安石变法，起用许多小人，加上地震、旱灾，国事堪忧。神宗问他去了之后，谁可代他为相，他推荐文彦博。神宗又问：“王安石如何？“富弼沉默不答。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八月，80岁的富弼在洛阳病逝。他死前给神宗上疏：朝中多有投机钻营的小人，非国家之福，应予以廓清。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随后富弼配享神宗庙宇。后宋哲宗上台后，又亲篆碑额“显忠尚德”4个字，请大学士苏东坡撰文刻之，对这位名相和外交家的一生给予肯定。
王木木对于富弼和王安石的政治分歧，觉得自己这个千年后人也难一言蔽之。但是，自从富弼和王安石二人分别应聘哈佛后，两人搁置争议，同心协力地为哈佛出力，并且各自吸取在变法中之所以不能合作的教训，重塑辉煌，很是感动。
现在，身处欧洲的王木木思考问题还常常设身处地联想起欧洲的历史。
中国有焚书坑儒，那是独裁者对人民的暴政，而学术派别间百花争艳、百家争鸣，从来不流血，法家和儒家是不会发生械斗的，陆王与程朱两派理学的斗争，也仅限于辩论的范围而已，最多纠集点儒生狠狠吵一架。虽然中国多宗教，多信仰，但是宗教战争是没有的，中国什么样的宗教，也不至于动辄以教义为依据，对人民横加死刑。在这一点上，比黑暗的欧洲中世纪文明多了。
想想吧，阿拉里克侵略罗马，罗马的民族英雄斯底里哥英勇抵抗，被罗马昏君（兼智残人士）霍诺留杀害。贞德在保卫法国的时候，竟被自己所保卫的国王和贵族们用4万法郎卖给了英国人，流氓！下三烂！令人作呕！法国人把自己的民族英雄当婊子卖吗？！捷克将军华伦斯坦为德皇抗击丹麦人的入侵，结局是被骗到皇宫用毒箭『射』杀，同样是流氓手法。岳飞被害，还有莫须有的罪名，华伦斯坦之死，真是死的相当的窝囊！汉尼拔在被他保卫的国王处死的时候感叹：“一个多么让罗马人害怕的人就要死去了！“布匿战争延续百年，伽太基人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刻毒杀自己的民族卫士，他们那时的文明真是可怕、寒心。
哀叹中国的朝朝代代，弱，以宋为最，其文官集团的贪婪不已，真是祸国殃民，国之癌症，史之毒瘤。
中国近3000年的封建社会为什么会一直的反复，难道全是天灾？全是人祸？全是皇帝的昏聩？
其实，天灾人祸也好，帝王的昏聩也罢。都不是关键的问题，中国的历史轮回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文官集团的问题。这个庞大的怪兽在疯狂的聚敛着社会的一切财富，而且基本上没有制约，一直到土地和财富聚集到了临界点才会轰然的倒塌，从而带来一个新的循环。这个临界点在某个地区，某个地区会因此而有新的循环；这个临界点在某个企业，某个企业也会因此而有新的循环；这个临界点在某个年代，某个年代就有了新的循环；这个临界点在某个……
为什么文官集体无法制约？首先对皇帝，虽然皇帝名义上是能制约文官集体的，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所以导致皇帝基本上是聋子瞎子。失去了制约的能力。就像做股票，由于信息不对称，老百姓终归是输家。
虽然有些皇帝可以制约文官集团，但这需要分化文官集团，拉一派打一派，需要很高明的政治手腕！很多皇帝不具备这种手腕，于是被文官集团糊弄，当成了摆设！
其次，文官集团对百姓来说又过于庞大，而且百姓没有组织，散户嘛，完全是一盘散沙，这样文官集团的能量就可以想见了。所以与其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能量大，还不如说是中国的文官集团的能量大。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能绵延几千年的根本原因。
当然，在中国的历朝历代的帝王中，皎皎者，他们还会故意让手下的官员们变成贪官污吏，再时用时反，这是顶尖的玩弄权术的帝王之秘术：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没贪财来实己腰包，这就是玩权术的艺术。
宇文泰是北周开国的奠基者。当他模仿曹『操』，作北魏的丞相而“挟天子令诸侯”之时，遇到了可与诸葛亮和王猛齐名的苏绰。宇文泰向苏绰讨教治国之道，二人密谈三日三夜。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答：“具官。”
宇文泰问：“如何具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不解的问：“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坐，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
宇文泰恍然大悟，接着不解的问道：“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
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
宇文泰闻听此语大『惑』，兴奋不已的说：“爱卿快说说其中的奥秘。”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墨，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墨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借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他又对宇文泰说：“还有呢？”
宇文泰瞪圆了眼问：“还有什么？”
苏绰答：“如果你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
宇文泰一惊，这却没有想到，便问：“有何妙计可除此患？”
苏绰答：“祭起反贪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证明你心系黎民。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是那些官吏，把责任都推到这些他们的身上，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任用贪官的元凶。你必须叫民众认为，你是好的。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的政策。”
宇文泰问：“那有些民怨太大的官吏怎么办？”
苏绰答：“宰了他，为民伸冤！把他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你可以不负搜刮民财之名，而得搜刮民财之惠。总之，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没贪财来实己腰包，这就是玩权术的艺术。这就是玩权术的至高艺术境界。
……
现在，王木木的脑袋为什么要想这些问题呐？因为家大业大了，自己该确立一种管理模式了，自己该有一个明确的运转系统了。拍拍脑袋，对世界范围来说，大的体制也就是两种，一为独裁，其实就是文官体系这利益集团把持的情况。第二为民主，基本上能够制约一部分文官集团的行为。所以上面的问题基本上就引出一个新的问题，一个既没有皇帝又没有群众监督的文官团体，他的危害又多大？而他的未来又会如何呢？
王木木在自已的天地里究竟要实行何种管理模式，或谓治国大纲。他一直在思考，在旁征博引，在百里挑一。
王木木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大都市。幼小无助的他，心惊胆战地听着“武斗”的枪声。在少年时，他被灌输了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故事，这个“元叙事”是这样说的：
所有的人类社会都遵循一个线『性』的发展规律，即从原始社会开始，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自此大同，彼此相亲相爱，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人间天堂。但在实现这样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社会主义与邪恶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正义终将胜利！我们要为实现它奋斗终身、抛头颅、洒热血……
然而，恍如一夜之间，苏联崩溃，世界沧桑巨变。工人阶级的自已被下岗了。上上网，读读书，听听课，看看电视，于是，在其成年过程中，他又被灌输了另一个宏大的叙事故事：
所有的人类社会，不论其文化有何异同，其民众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儒家信徒，都将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个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选举权，必然会选出好『政府』，随后就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当于实现大同社会——又是一个人间天堂。选举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让他们发财。当然，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的民主与邪恶的不民主之间的斗争。……
但，后来，中国富起来了，中国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农业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6。5亿人脱贫。实际上，这期间全世界80%%u7684减贫任务是由中国完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成绩，全世界减贫成就不值一提。而取得这些成绩的中国，没有实行他们所谓的选举，也没有实行多党制。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选举民主制国家都处于惨淡经营境况。可以说，民主已陷入“一次选举，长期后悔”的周期『性』怪圈。
王木木并非谴责民主。相反，王木木认为民主政治对西方的崛起和现代世界的诞生居功至伟。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种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这是西方当前各种病症的病灶所在。
中国的政治模式也不可能取代选举民主，因为中国从不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装成普世通用的模式，也不热衷于对外输出。中国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为世界各国提供可以替代选举民主的新模式，而在于从实践上证明良政的模式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各国都有可能找到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
王木木见证过一个时代的落幕。『共产』主义和选举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元叙事”。在20世纪，我们见证了前者因极端教条而失败；到21世纪，后者正重蹈同样的覆辙。让我们为“元叙事”的时代画个句号吧。『共产』主义和民主可能都是人类美好的追求，但它们普世化的教条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输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一个更精彩的时代正缓缓拉开帷幕，我们有没有勇气拥抱它呢？现在的我能不能让这种多彩的时代提前在这个年代到来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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