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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想后权衡利弊再三，我还是决定到安东去走一趟。
当然了，是带着相应规模的部队去的。
一方面是因为对方的交底，来人可是名义上那位罗思恭的嫡亲长兄，也是这一房的当家，添为七位家老之一。
能让他亲自前来的理由，则是因为北朝的压制和渗透。安东大罗氏近些年，不可避免的出现某种颓势和下滑，就连昔日作为从属和臣下的分藩，也多少出现了某种动摇和首鼠两端的态度。
因此，不免想到了像我这个有所往来远支同宗，希望在新任家主继立的仪式上，扮演外援的身份以张声势。而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考虑有代价的借兵之议。但是一切前提和条件是，希望我能以罗氏重要宗亲的身份，亲自到安东去走一趟。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与大罗氏为首安东诸侯，作为贸易伙伴和商业往来对象的比例，实在是太大了，几乎占了北地外海贸易来源的近一小半。
剩下的才是东海三藩的新罗藩和扶桑藩各占的两成到一成半的份额；然后新罗藩因为内乱的缘故，已经不能指望稳定的出货了。而扶桑藩的生意，则更像是一种赶场的战争财，也不知道还能够做多久。
剩下的则是更远的极北之地，与那些常年生活在针叶林地带，冻土边缘和冰原之间的流鬼藩（古堪察加半岛）、窟说藩（库页群岛）等地的氏族部姓。不过，因为当地气候和季节的限制，一年还做不了几次生意，就已经进入封冻期了
真要是因为某种变故断掉这个来源的话，还真是影响甚大，不可不防和早做打算了。
根据广府本家的通讯，如今国朝的经济体系，受到北伐失利的影响和后续战事的拖累，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衰退和颓势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所恢复和景气。
由此造成的数轮破产浪潮，以及那些被本家乘火打劫，用淮东提供的财力，拼命低价收并下来，而坑蒙拐骗的连人带设备想办法迁移到淮东的，各种行业相关的做坊工场，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为了国朝在内地发起的中线和西线攻势，大本营已经开始着手削弱包括怀东在内，其他方向的投入了，而且这个趋势还将可能持续下去。
不得不让人有所预备和对应。毕竟当年以海贸自立的登州镇，需要养活的不过是胶东一隅的十数万户口，而如今淮东镇的治下，又何止数倍于此呢。
因此，根据第五平为首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进行风险和收益评估的结果，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契机和开端。
既然区区新罗藩一个海阳金氏的变故，都能让人淮东主动介入，而开拓一片下辖飞地来作为获得粮食劳力的渠道，那更别说在外海贸易量依仗更大的安东大罗氏了。
但是同时，却比较坚决的反对我亲自带队前往，而是建议派出足够身份的代表就够了。只是并没有被我接受而已。
虽然已经被削弱了不少，但目前安东大罗氏的分藩领有，包括了居城所在的辽城州（今辽宁省辽阳附近）在内，还据有辽东半岛上的安市州（丹东市附近）、建安州（辽宁营口）、积利州（今大连），乃至仓岩州（辽宁吉安）等大片地方，
从而与以辽西郡为根本，据有怀远、燕郡、汝罗、巫阆四大守捉的另一支安东大诸侯薛氏，可以说是隔海相望，而相爱相杀多年。
再加上隔上几年，营州境内北朝的安东行营，都会北面的延津州（科尔沁左翼后旗东部）杀过来，步步为营的抢占地盘和人口。
而在这两路两路交夹，将大罗氏为首的安东本地诸侯势力，给长期压制的喘不过气来。特别是首当其冲罗氏在北面的领地，已经被削夺的厉害。一些衷心臣属的家系甚至因此出现了灭门和断代。
直到这些年乘着北朝严重暗弱而自顾不暇，才反攻倒算的恢复了一些旧观。
因此，安东罗氏为首，倾向和亲附南朝的安东诸侯，甚至还在北伐当中，主动组织和提供了一只万余人的联军，以助战藩兵的身份，投入到东南路的帅司旗下作战。然后大多都损失在了进军洛都的外围攻势当中。
其中还有三小营安东兵，被阴差阳错的划到了我的麾下，而成为最初的辅军第七大队，以及现今青州守捉军的防戍营序列里，与倭人营、巨野营、陈桥营、清溪营并列的，为数不多拥有专属字号营头之一的安东营。
但是不管怎么说，积年累月损失的人口和军力，还有形形色色的财力，却是没有那么容易恢复过来的，这也是大罗氏这些年积极对外进行海贸的动力和缘故之一。
按照对方的安排，我完全可以从就近取道，与莱州湾杳然对望的都里镇（今旅顺口）登岸，海程比去新罗的距离还要短得多。
然后再从辽东半岛南端的积利州，也就是后世大连所在，直接走颇为安全陆路抵达辽城州，因为这一代全是大罗氏领有的地盘，或是分属的臣下分家。可以为我带来的亲卫部队，提供各种补给和便利。
当然，这其中也有因为我在新罗藩大张旗鼓的作为，经过海路的流传和散布之后，也不可避免传到了安东大罗氏耳中的缘故。
有这位名义上兄长的来人在，我也更加了解了一番如今安东道的局面。
如今，安东道三十三州，外加安东都护下的九都督府。虽然比起故高句丽全盛的时代，尚有不如（主要因为内乱和纷争的持续削弱，导致边缘地区的土族势力脱离和自立）。但却依旧囊括了大氏渤海国在内东北诸国的故地。
并且在唐人所能够定居和扎根的地方，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道州郡县行政体系，而非过往的那种松散不定，只提供有限贡赋和军役，而大部分时间自行其是的各种羁縻属，可以相比的。
当然，在整个经营和开拓的过程中，自然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是温情脉脉式的田园牧歌作风。从改土归流再到移民填户和对土族的归化改造，总是不乏一些既得利益的受损者。
因此，总有为数众多知名或不知名的土著部帐和氏族，在不识趣或者不甘心的情绪当中，化作为了被大唐的历史车轮，碾碎碾过的诸多碎土石块之一。
在此期间，如果能够侥幸有人幸存下来的话，将会以另一种方式，在海藩的种植园和开拓地里，以藩奴的身份继续发挥剩余价值，重新开始另一段人生和将来。
因此，在大唐中兴以后的数百年间，这种腾地换种和归化的过程，还在断断续续的进行着。
就算在分藩之后，这种格局和体制也被保全沿袭了下来，而成为各家通用的常态，因此，从语言衣冠的人文风俗上说，大多数地方已经与汉地相差不大了。
因此，现今的安东都护府内，除了在较为富庶的南部，长久东西对峙的罗氏和薛氏两大体系之外，还有一个相对松散北部联盟，主要是来自相对贫瘠而苦寒，而靠近草原地带的北方诸侯。
主要散步在铁利都督府（吉林西部治今佳木斯）到忽汗州（敦化）之间。他们大多数以厌倦了两大世系之间的内战动乱，而乘着原本拥有压倒性力量的，薛氏和罗氏都被严重削弱之际，纷纷脱离抽身出来抱团，隐然成为第三股势力。
不过，因为是松散的联盟，再加上地广土瘠，残余的土蛮杂处，他们的立场也比较混乱，除了不参战之外，很难形成步调一致的结果，反倒是与邻近的草原部族势力，相互攻掠而打得不可开交。
如果，有一方试图予以压制和威胁的话，他们就会抱团起来共同对抗，而倾向另一方，由此形成某种有限的平衡。
只是偶然，还会被一方劝诱南下袭扰，而打破这个平衡，陷入新一轮乱战当中；这也成为罗氏或是薛氏，长期无法投入全力对抗彼此，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相比在北朝的体制下，已经形同藩镇化的薛氏及其追随者；作为罗氏外围和追随的本地诸侯，则还剩下大小二十几家。
其中大都集中在辽郡后方，鸭绿江到萨水流域的广大地区内，因为长期受到罗氏的庇护，而按照从属盟约提供相应劳役、兵员和财赋。
只是，因为新罗江原道发生的，后百济复国之乱，这些地方的诸侯，也有些不安稳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