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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沈家舍，村里静悄悄地。-< >-/-< >-/林木森想，来晚了一步，队里都出工了。转到钱北港边，钱红英却在门口洗衣。她没料到林木森会来她，有些慌乱。”
钱红英说：“我来……来客了……队里妇女今天上秧田拔草，只好歇工
林木森知道钱红英是经期不好沾冷水，这类事队里是不与理会的。他说：“不要忙。我坐坐就走，要永安大队。昨天去钱南，有人让我捎些东西给你。”
钱红英见是大米，想了一下，脸红了。泡好茶，她问：
“小老大，他怎样？还说了些什么……”
林木森说：“革明说，后悔没有听你的话；说你为他吃了苦，这是他的一点心意。”
见钱红英低头不语，林木森又说：
“革明现在天天出工；生产队、大队都说他干得不错。只是去年没挣多少工分，口粮已没了；他把父母给的钱，全买了‘黑市米’。红英，革明……革明生活上没人照理，扣子掉了也不会钉……抽九分钱一包的烟。这位少爷知道了人生的难处了！”
“早干什么去了？”一层阴霾浮在钱红英的脸上，沉思片刻，她说，“小老大，再碰到革明，让他忘了我。”
林木森点燃香烟；屋里刚搞了卫生，便把烟灰弹到屋外。不经意见屋檐下的撮箕里，杂乱的瓜子壳里有三十多个烟头。
钱红英说：“你就弹在地下好了。没关系的。队里的几个青年晚上到我这玩……小老大，整个大队的‘知青’就我混得最差。三个‘投亲靠友’的，你不用说，小老大是钱北的骄傲；树勋作了大队干部；丽雯再不济也作了老师；钱北街上的七个‘知青’一个作了‘赤脚医生’，一个作了老师，二个去了养鸡场；金德江去了蚕种场；城里来的，徐武出去了；就汪美珍拜了个好‘干娘’，从养鸡场转去了缫丝厂……”
听着她的数落，林木森感到钱红英在数落对人生的酸楚和无奈。
“知青”刚到农村，农村的干部和社员们都怀着对**的崇敬，热忱地遵照“最高指示”，欢迎“革命小将”。几个月过去，习以为常后，他们发现来的人是“争口粮”的“包袱”。农活不会干，却要“同工同酬”，除了张“鸭子嘴”，还不时搅些新花样；村里的青年人感到新奇，纷纷学样。宽宽松松的衬衣偏要扎在裤子里，说是精神；好好的头发用火钳烫卷，说是时髦；大热天里赤脚多舒服，穿凉鞋还套上袜子……
渐渐地“欢迎”的态度变了，分起档次了。家里有背景的“知青”，大队不敢惹；家里有钱的“知青”，生产队不敢惹；逢年过节给队长送礼的“知青”，社员不敢惹；对待他们，干部们会说，“‘知青’是**派来‘受教育的’，就象学校的学生，我们作‘老师’，应爱护他们！”剩下没本事的“知青”，干部们则会说，“你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就因为你们的思想不干净，不起贫下中农，嫌我们脏！你们几时不感到农村苦，农村脏，你们才算改造好了！”干部们一“发话”，一有事，有些社员们就训开了，“不就多读了几年书？干活都不会，尾巴还翘得蛮高！”
“知青”难，“女知青”更难。农村未婚男青年多，个个象“饿狼”似地盯着她们。献殷勤的有，出言不逊的更有。林木森听张爱玲说过；高安大队有个“女知青”，曾经是湖兴城赫赫有名的“红卫兵头头”。说是“造反”时“站错了队”，被“审查”；一九六九年被批准“上山下乡”，解除“审查”，给了她一个“自觉改造，既往不咎”的“处理决定”。
“女知青”自惭形秽，行为孤僻。高安大队的条件比较差，“光棍”多，她被大队几个青年人瞄上了；一到晚上，大队里的男青年就来六七个，先是献殷勤，还闹得争风吃醋。“女知青”挺高傲，竟一个也不上，不阴不阳地。男青年们换了“几茬”，最后固定了五六个。一天晚上正说着话，突然停电了，听得“女知青”一声惊叫；男青年们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一个个心慌意燥，听见有人偷着笑，几个人红着脸都笑了。第二天，男青年们又去了，“女知青”象往常一样，不冷不热地。正说着话，电灯被拉熄了，有三四只手伸到她身上；“女知青”拼命挣扎，可伸到她身上的手更多，又摸又捏地。不管“女知青”欢不欢迎，男青年们每天都去，说话以“荤腥”为主，“停电”成了每晚的“规律”；几个人一围拢便动手，摸捏开始“升级”，竟然发展到去脱她的衣服，“女知青”吓得直哭，好在惊动了附近的人家，有人赶了过来。第二天，张爱玲和赵小龙去了高安。“女知青”怕报复，竟然没有指证一个人！
“请问，这里是钱红英的家吗？”
随问话，王大明陪着赵小龙进来了；到林木森，他俩忙问：
“林主任，你见钱南的陈革明吗？”
林木森敏感陈革明惹了事，说：“没有。小龙，出了什么事吗？”
赵小龙说：“这家伙行凶伤人；公社正‘追捕’他！”
林木森问：“行凶伤人！为什么事？”
赵小龙说：“为了高安那个‘女知青’……”
原来，高安大队的“女知青猥亵事件”报到公社，张爱玲和赵小龙去高安大队作了调查。“女知青”怕报复，没有指证一人；大队党支书还是指桑骂槐地数落了－些人，倒也平静了一段时间。
“春蚕”一忙，这几个男青年又蠢蠢欲动了。前天晚上，男青年们买些蚕豆、葵花籽，说是给“女知青”赔礼道歉；“女知青”心有余悸，敷衍一阵，装着有事要走。有人骂了句，“臭**；给脸不要脸！”电灯被拉熄了，她的嘴一捂上，**只手伸上来，她身上衣服全被脱光，其中有一人**了她……折腾了好一阵，他们临走“发了狠话”，说：“臭**；把嘴捂严点。要是说出去，明天老子们一起干，轮着日你！”
昨夜，这伙人又去了；“女知青”再三求饶，电灯还是被拉熄了……
“女知青”欲哭无泪时，房门被踢开，一支四节的加长手电筒照得屋里人眼睛发花，冲进二个高个青年，挥棒一阵乱打。屋里顿时鬼哭狼嚎一片，等附近的人闻声赶到，这几个家伙才清醒过来。拉亮电灯，“女知青”的衣服还在，人不知去向。
五个青年人人都“挂彩”；重伤二个，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儿子打破了头，“治保会”主任的兄弟打断了大腿骨头。两个主任也是气昏了头，马上报了公社“治保会”。还集合武装民兵四下追。很快，有人报告；在路上见二个高个青年领着一个“女知青”往城里跑，其中一个是钱南大队的“知青”陈革明。还有人检举，大队的“知青”肖俊文这二天回高安“收菜”，正准备逃。
陆宝林和李所长赶到高安大队，大队“治保会”已抓住肖俊文；正吊在楼柱上审问。陆宝林和李所长接过人一问，肖俊文有问必答；李所长听完一拍桌子，当既让人把高安的五个青年捆了，连同肖俊文送到公社。
赵小龙说：“现在必须抓住陈革明他们‘归案’。去城里的路己封了，他们肯定还躲在龙溪。我来是否在钱北？钱红英，高安‘女知青’是你的同学；她是受害者，主动投案，对她有好处！”
钱红英惊诧地叫了起来：“你们说的是汤琼呀！”
赵小龙说：“对，是姓汤。钱红英，你能提供一些线索，好让我们尽快抓、尽快找到他们吗？”
钱红英迟疑片刻，说：“……我不知道，不知道！”
赵小龙说：“钱红英，尽快处理这个案子，对你们‘女知青’也是保护；难道你不愿意严惩这些流氓吗？”
钱红英明白了那晚汤琼表弟“电杆”与陈革明商量的是什么事了。她低头沉思一阵，还是说不知道。
赵小龙和王大明走了，钱红英呆呆地坐着，一声也不吭。林木森想到屋檐下的撮箕里，杂乱的瓜子壳里面的三十多个烟头。他有些耽心起来，心里压抑了几遍，还是问：
“他们……队里对你还好吧？”
“有什么好不好的。”钱红英叹了一口气，很快，钱红英悟到了林木森的意思，脸红了，很感谢地说，“谢谢！小老大，我把自留地给了泥师阿根，他让女儿每晚和我作伴。”
林木森轻轻舒了一口气；他想起一九六九年，钱红英的自留地被相邻的“泥师阿根”沿边挖过去有一锄宽；在金德江的唆使下，徐武领着几个“知青”在晚上，把阿根自留地上刚出苗的胡萝卜全部锄去。“知青”们高唱《游击队之歌》，“……我们每一寸土地，决不让敌人强占去……”凯旋。阿根的娘子坐在地上哭骂了一天，但也无可奈何。此事，大家心知肚明；由此拉开了“知青”和社员之间的种种事端……
现在钱红英把自留地送给了“泥师阿根”，以乞求得到“庇护”；可悲可叹！这又怎样呢？生活是现实的，社会是严肃的，“知青”几乎演变成了时代的弃儿。*毅的《南京知青之歌》得到“知青”的喜爱，正是这种纠结在“知青”心底的强烈失落感。无忧无虑、嘻嘻哈哈的是“青春变声期”，当天真无邪、银铃般的嗓音变得言不由衷、浑厚了时；人们会说，“他成熟了！”
林木森满腹同情，却又无奈，说：“有什么事你找树勋说，还有慧丽。”
钱红英说：“他们？谢谢星期七；过去李主任每月还开个‘知青会’，树勋接手后，话都没有一句。杨慧丽更好，作了六队的代理妇女队长，比公社妇代会许主任还革命；有次我在街上碰上杨慧丽，她三句话中二句是‘扎根农村干革命’，还有一句是‘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气不过，说，‘蔡小毛还有兄弟吗？如果有，我也嫁了！’”
林木森不由笑了。他起身说：“我要走了。你多保重！”
钱红英说：“谢谢你！”
林木森刚走几步，听见钱红英叫；回转－，原来米袋里有两包鸡蛋。他才想起是张爱玲和王莲花送的。
林木森说：“没事，你留着吃吧！”
林木森挥挥手，走了。他很奇怪，舅妈到了米袋怎么不把鸡蛋舀出来？这个“立夏”过得真累！